六七十年代是个票证的年代，几乎买什么都要票。比如，买肉要有肉票，买块肥皂要肥皂票。因此，你要去商店买块肥皂，你得拿钞票加肥皂票。
政府实行票证政策的原因，一是物资短缺，二是便于管控。主要是为了管控，因为物资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宽余过。
为什么要加强管控？因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跃进运动把经济民主搞坏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怕民间有不满情绪，会产生陈胜吴广这类英雄人物。所以，就要加强管控。
相对而言，管城里的工人或居民户相对容易，因为比较集中，惩罚也方便，对小错误的惩罚，便是扣了你什么票。对大的错误，便可以开除工职。城里人如果被开除了工职，在城里没了生活来源，恐怕只有下放到农村去了。
管农村人相对较难。因为农村是个广泛的天地。农民已经是社会最底层，对最底层人的惩罚还真不好办。对官员可以降级，对党员可以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对农民咋整？
总不能开除农职吧？不让农民做农民，难道让他进城做工人？所以，对农民的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呆在一个地方，不要乱走乱动。这样，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就不可能发生。
要控制农民乱走乱动的办法之一，就是票证。你到外地要吃饭吧？那就不给你粮票，这样，你在外地吃饭不就成问题了？所以，那时我们农民，天天在生产队干活，极少外出。因为外出，吃饭就是个问题。
虽然极少，但还是有个别的，比如有手艺的。我们生产队里有一个人会做土烧酒。临过年时，他会到别的村给人家做土烧酒赚点工钱。他没粮票怎么吃饭？因为对方管饭。
政府是明文规定禁止农民外出打工的，那位做土烧酒的，也是偷偷摸摸地干的。他交双倍甚至更多的钱给生产队，队里就给他记上工分，好像他没出去打工一样。比如，生产队里一天的工值是二毛钱，他交五毛。他做土烧酒工钱是八毛一元，还管饭，所以这样对各方都有利，也没人去告发他了。
我小时候，极少去城里。如果要去城里，就得带干粮，因为你没有粮票，就不能去饭店吃饭。干粮以糯米饼为最佳，因为它放上一天还很软。所以，糯米在我们那是很宝贵的。糯米丸子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我们农民没粮票。但我们有布票，棉花票，肉票，盐票，等。城镇居民的票证种类多得多，他们有的，许多我们没有，如煤票，澡票，花生票，等。我们有的，他们几乎都有，恐怕只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粪票。
那时小县城里的厕所不是水冲型的，而是农村茅坑型的，只是很高端些罢了。这种厕所，要有人专门负责清理。城里的环卫工人中，有一部分就是掏大粪的。最著名的掏粪工人，当属时传祥了。当年刘少奇主席跟他握过手，合过影呢！
许多人会不明白，粪票有何用？难道大粪可以卖钱？还是紧俏物资？买大粪都要票？
是的！ 大粪是庒稼的好肥料。你看这粪字，是米＋田＋共，为简化，现在把田去了，成了，米＋共。这粪是与米相连的哪！
城里的大粪，这里的农民要，那里的农民也要，资源紧缺哪！咋解决？好办！用粪票。
我们村地处两县交界。到自己的县城，平地，但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邻县的县城，只有一个小时路程，但要翻山越岭。我们去城里买大粪，都是去邻县县城的。要翻山越岭，只能用肩挑。生产队里有个水泥做的池子，把挑回来的大粪倒在那里备用。当然，有时会直接浇在水田里。
挑担走长路，是最辛苦的活了。记得当时需要挑担走长路的活计有二，一是交公粮，二是挑大粪。我们挑一程，换一下肩，挑一程，换一下肩，太累了，就休息片刻。有人说，二十里不换肩，恐怕那人没有真正地挑东西走过长路，吹牛吹糊了。当然，吹牛就是瞎吹吹，不用逻辑。可笑的是，许多人信以为真了。我说我昨晚摘了一颗星，你就凭此崇拜我了？
我们用过的粪票，都用完了，没人会想到留下作个记录。今天看到有人保留了粪票，便勾起我的一些回忆。
遂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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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评论，谢谢你对我的支持。你说得太对了。领导做错了事，反而威望更高，这真是一个奇芭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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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小学时，同学说笑都是说米田共。不太记得那时学写字是写哪个版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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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妙的是，部份5毛和所有粉红，真心为它的现在的好事欢喜唱赞歌，忽略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党的宣传妙妙妙，那些中低级5毛则照搬我党七十余年来的套路，包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作宣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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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党把事情搞砸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你的）坏事变（它的）好事的典型例子，我党的领导更强劲，统治更稳固。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高。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计划政治，是马列主义的真髓。 玩到今天，或者不久的将来，还可以更高大上：减碳，低碳生活， 环境保护，为全世界作出表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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