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一声猪嚎，引出了两个好帖

 一声猪嚎，引出了两个好帖

2026-9-1 按理说，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应该也就翻篇了。 可是今天一早，看到微水博一篇帖子，标题很直接：朱镕基死掉了。帖子里有一段话，倒让我停了一下： 记得高中的时候在新闻里见到他，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面目狰狞，面相并不好……特别是他在1998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出那句话的时候，非常可怕：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下来，作者说： 的确，中国的政府一有希望，人民就开始遭殃了……像我妈妈一样四五十岁的工人们就以各种名义没有工作了。朱镕基自己并没有走地雷阵，并没有跳万丈深渊，他踩在他们的身上如履平地。 话说得很重。我没有去争论朱镕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只是在下面留了个言： 平凡人的历史，不平凡的故事。 没想到，接下来又看到另外一个故事，是东方安澜的《娘的瓜》。 这也是一个发生在上海附近的故事，也写到了一位下岗的母亲。文章中其实只是漫不经心地带了一句： 娘种瓜有些年头了，自从92娘被坏水朱镕基下岗之后，就一直在做田里。 就这么一句。 可是后面的文章，却把一个普通人家的历史写得极好。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什么伟大时代的口号，没有谆谆教诲，没有悲天悯人，也没有刻意拔高，只是写母亲、种瓜、田地、家人、邻居、亲戚、距离，以及那些已经过去多年和正在经历的平淡无奇、鸡毛蒜皮的日子。 但正是这些琐琐碎碎的生活，最后一点一点沉了下来，沉到人的骨头里。 多少年没有看到这样好的文章了。 可以传世，可以不朽。 它也让我突然想到，所谓历史，未必都是写在史书里的那些味同嚼蜡、添油加醋的大人物、大事件。 一群工人突然中年下岗了，一个母亲从工厂走进了田里，一家人的生活因此改变。孩子眼里的母亲，也因此改变。然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过去。 对于历史书来说，这也许只是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改革代价等几个既冠冕堂皇而又冷冰冰的词汇。可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却可能是整整的人生，以及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记忆。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不是那些站在台上慷慨陈词的人，而是那些被时代推着走、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发言的人。 朱镕基的大名，原先只是在东北让人惦念。 现在看起来，东南沿海，也不例外。 一个帖子是一声猪嚎，另一个帖子却写出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悲欢。 两篇文章，本来毫不相干，却因为同一个名字，被牵到了一起。 三人成虎，千夫所指啊！ 究竟历史最后会怎样评价一个人，我不知道。但是叙述普通人记忆的文字，也是历史。 涓涓细流，自成江河。 是为记。 文章评论 作者：Siubuding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9-01 22:00:48 >>他就是我党权贵的白手套，大号的那种。 就我目前能接触到的公开资料来看，朱镕基本身和其儿子在我党衮衮诸公中，是最廉洁的，相对的和绝对的。有人拿他儿子任顶级金融机构高职来强烈暗示其不廉洁，我很不以为然。他儿子有才干能力做高管拿厚薪，与其他我党大佬家族的官僚资产阶级性质，行为和结果是根本不同范畴。 于党的理论，以及章，规，纪，和律，就这些的字面意思而言，我相信朱镕基是问心无愧。 当然，继承和发扬光大了陈云的鸟笼经济，朱镕基为我党大佬的白手套，黑手套和红手套等等机制制定了垄断性体系，为我党国的维稳奠定了国家机器以外的编外体系来辅助。被曝光被反腐的腐败官员和白手套是级别未够高，或权斗中落败的。所以，他是党妈真孝子，过去卅年极罕见，至少在党中央。他在是８９６４后，党妈第一真孝子。而在党中央，也许是唯一的。 以上，并非嘲讽，而是我对朱镕基的真高度评价。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洋知青1 留言时间：2026-09-01 18:55:27 当年国企改革确实是个两头不讨好的活：不改，很多国企的窟窿越拖越大；真改，几十年吃国企饭的人一下子没了饭碗。最后账面上叫“改革”，落到工人身上，就是下岗、买断、重新找活干。 所以我前面说的“平凡人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效率、资产重组、经济转型这些当然都可以讲，甚至可以说朱镕基替一个时代趟了雷；但那个雷踩下去以后，谁被炸到了，也得有人记得。 至于今后，因为出了个真命天子，只好听天由命了。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9-01 18:48:26 您说的这个“党妈真孝子”，我看完也笑了。说到底，他就是我党权贵的白手套，大号的那种。雷区他确实趟了，改革他也确实推了，棺材他也确实准备了，至于最后谁得利、谁买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9-01 18:40:57 哈哈，“打针之前先上点酒精”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先消毒、舒缓一下，然后该扎还是得扎；糖衣苦药，吃进去还是苦药。至于三尸脑神丹，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有时候看这些历史，还是得看看普通人后来到底过得怎么样。台上说得再漂亮，台下的人自己知道疼不疼。 回复 | 0 作者：洋知青1 留言时间：2026-09-01 17:48:02 资料显示，中国高铁线路大部分运营是亏损的。这正是中国特别的地方。在西方高铁这样亏损早倒闭了，但在中国没事。过去学的经济学在中国完全不适用。 这正是国有经济的特点，也是共产主义被全世界淘汰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模式，国家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所有精力，财政都用在填不良资产的坑了。填久了，这制度注定垮台。 实际上，改开就是让大多亏损的国有资产破产，保留好的资产，这才有了当年的下岗潮。还好当年有背锅侠朱溶基左右折腾，勉强渡过难关，没在六四后垮下去。不然中国早就步东欧，苏联后尘了。 不幸的是，当年的下岗潮今天又开始了，而且逐渐变的严重。不良资产随时淘汰才能保持健康经济。这是私有经济的最大优势。可惜光腚皇知识有限，不知道这个。当大批不良资产垮掉时，中国就要再次面临下岗潮。可是去哪里再找到背锅侠朱溶基？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9-01 14:22:31 当年朱架空李鹏而治国理政，我读朱是有敬意的，基本上对其所为唯一不以为然的，是他为党总设计打头阵对国企职工背信弃义。 前几个礼拜文昭有一两期是对朱总理国企改革进行分析，且以苏东在苏东波之后的国企改革进行比较。 １.　苏东的，是以非共政党主导，优先照顾工人利益。 ２.　我国的，以中共绝对主导，优先照顾党库和各级党的权贵利益，而把工人像乞丐那样用几文钱打发。还开动文宣机器说大锅饭，各年龄层的工人不思长进，从而把我党的计划政治经济的罪过的黑锅让工人背。 ３.。。。。 党妈的真孝子 2026-08-14 不惜代价搞改革， 勇闯雷区他负责。 解放思想践初心， 助党转型敌奈何。 聚宝就是硬道理， 抑商穷民马列意。 巧用资本党闯关， 特殊材料再崛起。 百口棺材反腐志， 壮志未酬身未死。 雷区趟尽党富有， 他是党妈真孝子。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9-01 14:06:57 》》作者说：的确，中国的政府一有希望，人民就开始遭殃了……像我妈妈一样四五十岁的工人们就以各种名义没有工作了。 90年代中后期，对于江核心的一些自由开放宽容的言论，一位美国投资公司的华裔前总裁，我的上级的前任，在席间表示赞赏，我即回应道:每当我党公开表示自由开放宽容，那就其准备要加强专制措施和机制之时。 几个月后，我党就加强了言论管制。 打针之前，上点酒精消毒舒缓；糖衣苦药，皆三尸脑神丹。

RE 李太白斗酒诗百篇，吴昌硕半世抽大烟

 李太白斗酒诗百篇，吴昌硕半世抽大烟

2026-8-31

 

今天我们翻看吴昌硕（1844 - 1927）的传记，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诗书画印四绝叱诧风云的艺术大师；可是翻开他的私人信札，却会发现另外一个吴昌硕。他会生病，会骨痛，会抱怨，也会和朋友谈烟、讨烟、吸烟。

俗话说得好，烟酒不分家。

众所周知，李白嗜酒，号称斗酒诗百篇，后来成为诗仙传奇的一部分；可是吴昌硕吸食鸦片，却是今天的艺术史上很少主动提起的一面。其实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和苏州，鸦片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曾经广泛进入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文人雅士、商贾名流以及艺术家日常交往的一部分。

 

这是艺术史上，非常有意思、也颇有些春秋笔法的一面。

吴昌硕自称五十岁左右才正式学画，应该是自谦，而他的绘画启蒙，与任伯年（1840 - 1895）有非常大的关系。

任伯年绘吴昌硕《酸寒尉像》 1888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 题跋：尉年四十饒精神，萬一春雷起平地。變換氣味豈能定，願尉莫怕狂名崇。英雄暫與常人倫，未際升騰且擁鼻。世間幾個孟東野，會見東方擁千騎。

任只比吴大四岁，却比他更早成名并活跃于上海画坛；1887年吴昌硕移居上海以后，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据郑逸梅回忆，任曾拿梅竹稿给吴临摹，并对他说：

 

• 你是能书的，不妨以篆隶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得其奥诀。

 

这几句话后来几乎成为理解吴昌硕绘画风格的一把钥匙。吴昌硕本来就是书法和篆刻的高手，任却进一步告诉吴：

 

• 既然擅长书法，就不妨把书法的笔法直接带进绘画。

 

于是，吴昌硕篆隶入花，草书入干，书法与绘画相互贯通，后来形成了吴昌硕极具个人特色的写意花卉。可是任晚年沉迷鸦片，烟瘾甚至影响到他的绘画创作。这在徐珂《清稗类钞》一书中有《任伯年懶作畫》一则，可以印证：

 

• 山陰任伯年繪人物，有聲於時。久居蘇，求者踵接，而性疏傲，嗜鴉片煙，髮常長寸許，懶於濡毫，倍送潤貲，猶不一伸紙，畫材山積，未嘗一顧。

 

任伯年与吴昌硕亦师亦友，除了艺术交往之外，鸦片自然也就成为他们那个时代艺术圈生活的一部分。根据刘海粟晚年的回忆，吴昌硕在48岁左右，即1892年前后，已经开始吸食鸦片。这件事情，在吴昌硕的正式传记中通常很少提及，可是在私人信札中，却留下了相当直接的痕迹。

 

2006年，苏州发现了一批吴昌硕信札，大部分写给顾麟士，年代大致在1890年至1912年之间。这批信札，恰好保存了吴昌硕中年时期在苏州、上海一带生活与交游的许多细节。

 

顾麟士的祖父顾文彬是过云楼主人，收藏甲于吴下；顾麟士继承过云楼收藏，又工山水，是吴中画坛的重要人物，并主持怡园画集。吴昌硕也是怡园画集的重要成员，与顾麟士等吴中、海上名家交往甚密。

顾麟士的印章，大多出自吴昌硕之手：

顾麟士的书斋题字，也是吴昌硕手笔：

因此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其中有一封《边骨札》，吴昌硕在信札中给顾麟士抱怨道：

吴昌硕给顾麟士《边骨札》

• 弟节边骨节作痛，狂吸黑饭，亦无用，可笑。

 

所谓黑饭，就是鸦片。吴昌硕不是在抽象地谈论鸦片，而是在说自己的病痛。他说自己骨节作痛，狂吸黑饭，亦无用。从语境看，吸食鸦片与当时的病痛显然发生了联系，但究竟是为了止痛，还是两者之间还有其他关系，仅凭这句话还不能完全确定。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但自己吸鸦片，从信札看，甚至还曾邀顾麟士有空过来一起吸烟，在稍后的《十二羊札》中，吴昌硕写道：

吴昌硕给顾麟士《十二羊札》

 

• 册叶与杨某（梅）同奉，画劣，十二羊（洋）牵入，惭媿惭媿。早晚或有官（空）来吸烟。此上鹤道人。

 

这里所谓官应是空之误，意思是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一起吸烟。随后在《芙蓉札》中，吴昌硕又特意称赞顾麟士送给他的烟膏：

吴昌硕给顾麟士《芙蓉札》

 

• 承惠芙蓉，色、香、味具妙。

 

这里的芙蓉，当指烟膏。如果只看今天的吴昌硕传记，这些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放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环境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就是私人信札的价值：传记记录一个人成为什么人；信札却记录这个人怎样生活。

 

吴昌硕自认他的篆刻比书法好，书法又比绘画好。他开始吸食鸦片的时间，大约就在他艺术道路发生重要转折的年代。1891 - 1892年前后，他四十七八岁，此前他主要以书法、篆刻、诗文立身，后来才在任伯年的影响之下，逐渐进入绘画领域，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画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 先生作畫，先重構思，有時端坐，有時閒步，醞釀到一定的程度，然後展讀書畫名蹟，吟諷詩篇，等到興致勃發，不可遏止時，便凝神靜氣，抽毫點染，一氣呵成。

至于他的骨节疼痛与吸食鸦片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不能仅凭这些信札下定论。可能是身体疼痛促使他借鸦片缓解，也可能是长期吸食又给身体带来其他影响。

• 缶翁七十一歲刊葛祖芬邊款有記：余不㺯石已十餘稔，今治此，覺腕弱刀澀，力不能支，益信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古人良不我欺也。同年治葛昌枌印邊款亦有：余不治石幾二十年……自視饒有古趣，然十指已痛如迸裂矣。。。。五十歲以後，因臂恙甚劇及醉心書畫，甚少刻印，篆刻多有代刀，論者頗有微詞。

后世根据他的篆刻作品和相关材料有所推测，但这毕竟属于生活史的线索，而不是可以轻易坐实的医学因果。

吴昌硕晚年为日本友人治印，边款写臂痛欲裂，不治印已十余年

 

所以抽鸦片是他的生活史；吴昌硕是他的艺术史。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却不能简单画等号。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他抽大烟，就替他辩护；也没有必要因为知道他抽大烟，就反过来用烟瘾解释他的艺术。

 

吴昌硕就是吴昌硕。他可以一边忍受骨节疼痛，一边挥毫作画；可以在信里谈烟膏的色、香、味，转身又写出雄浑苍劲的篆书。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大师可以有缺点，有病痛，甚至有不堪回首的生活习惯，却依然可以留下伟大的作品。

私人信札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把吴昌硕塑造成一个供后人仰望的铜像，而是记录下一个真实的人怎样生活，它把吴昌硕从神坛上拉下来，却没有降低他的高度。

 

任伯年晚年绘吴昌硕像《蕉荫纳凉图》 1892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恰恰相反，只有把那个会生病、会抱怨、会抽大烟、会向朋友讨烟膏的吴昌硕看清楚了，才更能看见另一个吴昌硕，那个既能挥毫泼墨、篆书入画、以金石书画成一代宗师，又能享受生活、喷云吐雾抽大烟的吴昌硕。

 

一个真实的人。然后，才是那个伟大的艺术家。

==============

作者：席琳 回复 溪边树下 留言时间：2026-09-01 09:12:31 是的，看看范曾和张大千就知道了。 回复 | 0

作者：溪边树下 留言时间：2026-09-01 08:38:43 本人认为：书画界尤其大家与艺人差不多。虚伪龌龊者众。 回复 | 1

作者：席琳 回复 玉质 留言时间：2026-09-01 08:30:20 您说得有道理，这个倒柏成葡萄的故事，很有可能掺杂了后人的附会和文人的小聪明，尤其那些寓意和谐音，未必真是吴昌硕的原话。 吴昌硕中年的时候，叭叭儿地跟着吴大澄去打甲午战争；到了老年，一样要借日本人的市场和“东人”的趣味做文章，多少都有点出口转内销的意思。文人的傲骨和生计之间，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 艺术家为生计低头，和有没有傲骨，其实并不矛盾。郑板桥卖画，齐白石润格明码标价，吴昌硕也一样要靠卖字卖画、刻印吃饭。 有趣的恰恰不是把他们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而是看他们怎样一边讨生活，一边又保持自己的脾气。该收钱的时候收钱，该看不起的人也看不起，一点儿阿Q，既要又要，才像现在真实的文人。 回复 | 1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9-01 07:55:43 是的，大概是在追求一种艺术上的灵感。对任伯年为何成为瘾君子，有一种说法是任伯年的老婆非常吝啬，而且对老任相当刻薄，任伯年出名以后，他的妻子便把他当成了赚钱机器，大量地接受各路订单，任伯年经常一天要画十几张画甚至几十张。画债堆积如山，老任劳累不堪，为了解除疲乏，提神醒脑，就吸上了鸦片。 回复 | 0

作者：玉质 留言时间：2026-09-01 07:52:36 尽管吴昌硕自己吸食鸦片，但他对靠走私、贩卖鸦片发家的暴发户极为鄙视。民国初年，上海地产大亨哈同过生日，重金恳请吴昌硕作画。吴昌硕因痛恨哈同最早是靠贩运鸦片起家，本欲拒绝，后碍于同道说情，画了一幅“倒画”的柏树。哈同看后不解，吴昌硕让他倒过来看，倒过来竟是一幅葡萄。吴昌硕借此讽刺哈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这幅画是明抢（明强，葡萄多聚成串，谐音‘强盗’掠夺）回来的，正着看是明目张胆的强盗，倒着看就是断了根的死木头（怪柏）。”以此展现了他作为文人的傲骨与对鸦片贩子的唾弃。历史学者和美术评论家普遍认为，抽鸦片是吴昌硕的“生活史”，而艺术造诣是他的“艺术史”。信札中展现的吴昌硕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铜像，而是一个会饱受病痛折磨、靠芙蓉膏解愁的真实凡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金石书画上取得海派一代宗师的伟大成就. 回复 | 1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9-01 00:17:03 大概是自嬉皮士年代，西方艺术家开始普遍以大麻海洛因之类的迷幻药来支持其艺术创作。原来我国我大清早领先。

RE 书生误国 之 取义舍生的京师团练大臣

 书生误国　之　取义舍生的京师团练大臣

2026-8-31

 

王懿荣(1845-1900)，是一个很难简单评价的人。所谓书生误国，并非说读书人不配谈国事，而是说，当道德判断取代了现实判断，当气节取代了战略，当敢战取代了能战，书生的高尚，也可能在无意中成为国家的负担。

《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五十五《王懿荣传》，就是写中国甲骨文之父和抗八国联军烈士王懿荣英勇事迹的：

 

• 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详练经世之务，数上书言事。甲午战事起，日军据威海，分陷荣城，登州大震，懿荣请归练乡团。……二十六年，联军入寇，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然事已不可为。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掷笔赴井死。

 

无独有偶，徐珂《清稗类钞》也说，王懿荣博涉书史，嗜好金石，工于行楷，慈禧太后尤其喜欢他的书法。庚子之变，他最终以身殉国，死后谥文敏。

 

• 王文敏公懿榮受業於周夢白，為文皆翔實典雅，堅重密栗，專家或有不逮。工行楷書，嘗云：作一字須含十二意。光緒甲午，大考，由三等改一等，入直南書房。尚方貼絡所需，其章幅稍大者，孝欽后必降口敕曰：令王懿榮書。醇賢親王栗主，特旨命繕寫供奉。庚子之變，竟以身殉。流傳翰墨，聲價愈重。禮臣議謚，得謚文敏，雅稱其為人矣。

 

毫无疑问，王懿荣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博学好古，精于金石文字，又有强烈的经世意识，热心团练御侮；八国联军进京以后，他不肯苟生，最后投井殉国。单论学问与操守，这样的人几乎无可挑剔。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视死如归，并不等于判断正确；忠贞不屈，也不等于能够治国平天下。

 

这才是王懿荣最值得讨论的地方。

 

一、晚清清流的悲剧

 

王懿荣是晚清清流派中的代表，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说：

 

• 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流清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晚清所谓的清流，有一大特点：长于议论，而未必长于实践。李鸿藻、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澄、王懿荣等人，都以敢言著称。他们议论外交，谈论战守，弹劾权臣，在朝堂上颇有声势。可是，清流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没有才干，而在于他们在政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优势：议论可以很强，责任却未必与议论同步；道德姿态可以非常鲜明，而战略判断、财政能力和组织能力，却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领。

 

中法战争时，张佩纶这个朝堂上最强硬的主战派之一被派往福建，马尾海战惨败。甲午战争前后，清流又猛烈攻击李鸿章等人避战，主张对日强硬。战争真正爆发以后，北洋舰队惨败，辽东、山东相继失守，最后签订《马关条约》。清流十朋之一的吴大澂也曾豪迈誓师，最终同样败退。纸上的战争，可以靠胆气；真正的战争，却需要钱、枪、船、兵、粮，以及训练、后勤、组织和外交。

 

不是清流不爱国，而是他们太容易把道德判断代替现实判断。在他们眼里，战争首先是一个义字：敌人侵犯，我就应该战；议和就是屈辱；退让就是卖国。可是国家决策不能只问该不该，还必须问能不能。敌我军力如何？财政能支撑多久？武器、后勤、训练如何？外交上有没有盟友？列强之间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即使战败，国家又能承担什么代价？

这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结果的问题。王懿荣在甲午战争中反对议和，并主动请缨，回山东老家，训练乡勇。还曾上奏说：

• 彼之所缺者，钱耳。和议猝成，巨款存至，而秣厉重来……是益粮而资之盗也。

意思很明白：给日本赔钱，就是给强盗送粮，养肥了强盗，它还会回来。

 

这句话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是：如果已经打不过，又怎么办？如果一个政治人物面对实力悬殊的局面，不能把应不应该战进一步落实为如何战、凭什么战、战到什么程度、失败以后怎么办，那么这种主战立场即使出于所谓的忠君和所谓的爱国，也仍然更接近道德表态，而不是完整的战略。

好在晚清不是后清，虽也说万马齐喑，但还是比后清要清明得多，朝堂上至少还容得下一股清流，可以各抒己见，可以看碟下菜，可以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意志。

 

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国难

 

甲午战败后，王懿荣请归登州办团练。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他不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现实的人。庚子年间，慈禧召见他时，他明确上书说：

• 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

这句话非常重要，说明他至少已经看出义和团靠不住，认为真正能够守城的力量应该是商民，而不是那些声称刀枪不入的拳民。

 

可是看出问题，并不等于有能力改变问题。1900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王懿荣与李端遇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他知道形势危急，仍日夜操劳，筹办团练、巡城备战。但是这支团练的实际战斗力极其有限，面对装备现代、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仅凭临时组织起来的团练，很难改变战局。更严重的是，此时的清廷面对的是多个列强，而自身的军事、财政、外交体系，都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尽管王懿荣已经看出了拳民不可恃，却无力改变整个国家的决策，他既不是庚子年间最荒唐的拳民鼓吹者，却又最终成了这场战争的殉难者。于是，一个极其悲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一个知道战争不能这么打的人，最终仍然被迫参与了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这恰恰使王懿荣的悲剧，比一个盲目相信神拳的人更加复杂。一个真正愚昧的人，可能根本看不见危险；最令人悲哀的，却是一个已经看见了危险的人，却仍然没有能力改变危险。

 

七月，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得知帝后西逃，对家人说：

• 吾义不可苟生。

他先仰药未死，又题绝命词：

•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随后投井，与妻谢氏、长子寡媳张氏一同殉难，时年五十六岁。从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看，这当然是极其壮烈的结局；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却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不在于他的死有没有价值，而在于不能因为他很壮烈的死，就反过来证明他所有的政治判断，都是正确的。

 

一个臣子在国破之时拒绝苟生，以死明志，确实可以称得上视死如归，但如果把这件事放回国家治理的层面，却令人产生另一种复杂的感觉：到国家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他选择以死完成自己的忠义；个人如此，可以理解。

可是国家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敢死的人，而是一个能够在危局中，为大多数人寻找生路的人。

 

三、他能够读懂甲骨文，却没能读懂时代

 

王懿荣死后，清廷追赠侍郎，谥文敏，备极哀荣。袁世凯挽之曰：

• 五经无双，学者仰之若山斗；三节如一，大义凛然为日星。

后世提起王懿荣，最容易想到的也是这些：甲骨文、金石学、书法、忠烈、投井。可是，如果把这些光环暂时拿掉，就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王懿荣。

 

他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学者。他好古成癖，对金石文字精通，当时士林以能结识他为荣。据说，他甚至会根据来客的学问深浅，用不同字体写名片：只会八股的用楷书，稍通文史的用隶书，精通文字学、金石学的，则用小篆。他喜欢与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等人聚会饮酒，对金石古器眼力极高，是一个聪明、博学、幽默而且极有个性的人。

 

可是，一个人的学问，并不能自动转换成治国能力。他能够辨认三千年前龟甲上的文字，却未必能够辨认一百年前世界政治与战争的现实。这或许正是王懿荣最令人唏嘘的地方，他能够读懂甲骨文，却没有能真正读懂时代。

辨古器之真伪，与辨现实之强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

 

四、能力与责任不匹配，才是书生误国的根源

书生误国并不是说读书人不能治国，也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资格谈政治，而是恰恰相反。

真正危险的是：当学问、气节和道德感足以让一个人赢得声望，却不足以让他承担复杂现实中的判断责任时，个人的高尚，反而可能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贪官误国，人们容易看见；而书生误国，却往往披着清廉、博学、忠贞和气节的外衣，因此更加容易被后人歌颂。

可国家需要的，从来不只是一个敢死的人。因为战争不是殉道，国家也不是祭坛。战争的代价，从来不是决策者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千万普通人的生命，是城市、财富、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王懿荣可以为自己的忠义承担死亡，却不能让整个国家只承担他一个人的死亡。所以，与其说王懿荣是一个不太合格的政治家，不如说他是晚清士大夫悲剧的一个缩影：学问可以通古今，气节可以动天地，但学问和气节，并不能自动产生对现实的判断力。

一个人可以精通金石，可以博览经史，可以忠君，可以死节；但如果不能读懂现实，没有与理想相配套的组织能力、军事知识、财政知识和外交判断，那么再高尚的个人，也可能成为时代的殉葬者，这大概才是书生误国四个字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死，有时候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在国破山河倾覆的时候，找到一条让国家活下去的路。王懿荣最后走完了前一条路，成为了烈士和忠臣；但后一条路，他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条件去找到。

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他该不该死，而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如此高的学问、如此重的气节，却仍然无法用这些东西，挽救自己的国家。

 

而在五年前，甲午战败之后，他写下的那首诗，恰好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注脚：

 

• 岂有雄心辄请缨？
  念家山破自魂惊。
  归来整旅虾夷散，
  五夜犹闻匣剑鸣。

 

有忠愤，有报国之志，有死战之心，可是，历史最终考验一个人的，从来不只是他敢不敢去死，而是他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

=============

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8-31 15:29:57 更有意思的是，同一场甲午战争中，湖南巡抚吴大澂率湘军出关，也带着一个属于更古老时代的象征：相传为汉代“度辽将军”的古印。（见https://blog.creaders.net/u/25251/202211/448540.html）。黄遵宪《度辽将军歌》写道：平时蒐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战争失败后又写：八千子弟半摧折……燕云北望尤愤多，时出汉印三摩挲。 一个带着戚继光的刀，一个挂着汉代的“度辽将军”印；一个回山东办乡兵，一个率湘军出辽东。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也都是真心想要报国。可是，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戚继光和汉代将军所面对的战争。他们所能调用的，仍然是乡勇、湘军、古代名将的精神，以及刀、印这些传统英雄的象征；而他们面对的，却是近代工业化战争。 所以最令人唏嘘的，恰恰不是他们不爱国， 而是他们太认真地用一个旧时代的方式，去拯救一个正在被新时代淘汰的国家。 刀是真的，印是真的，忠心是真的，勇气也是真的。只是时代已经变了。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知识储备，还停留在300年前的古代。 回复 | 0

作者：席琳 留言时间：2026-08-31 15:26:23 1895年甲午战争的烽火殃及王懿荣的老家山东，他主动请缨回胶东半岛办团练。获得批准后，王懿荣于正月由京师出发，奔赴山东。3月，路过莱阳，知县徐寿基（桂瑶）对他特感钦佩，将自己珍藏的戚继光当年抗倭时所用的宝刀赠给了他。得到戚继光用过的宝刀，王懿荣惊喜之情难以自抑，写下了《戚武毅公宝刀歌》： 昔年曾刻南塘集，今朝喜得戚家刀。 刀轻如纸光如水，两行款识秋芒豪。 上镌万历十年字，是时公居蓟镇地。 登州戚氏岳家军，铸刀初成姓为记。 忆昔浙闽与三边，公所到处皆凌烟。 虏酒朔风不成醉，精神炯炯三百年。 几经流传济南驿，徐侯得之若拱壁。 银函未改明时装，鸊鹈血染苔花碧。 我今持节过莱阳，下马直上徐侯堂。 徐侯宝刀举相赠，知余团练兼御防。 千金挂树生不疑，楚弓楚得千古奇。 即今防边无二义，关东诸将何离披。 北洋舟师更无论，一掷二千六百万。 遂令穷岛逞天骄，海夹虾夷任滋蔓。 朝廷命我治乡兵，徐侯与我同岁生。 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泪纵横。 这首诗的最后几句尤其令人动容。一个五十岁的翰林学士，拿着三百年前戚继光的宝刀，回到山东组织乡兵，面对的却已经是拥有近代海军、现代枪炮和工业体系的日本。三百年前，戚继光以刀抗倭；三百年后，王懿荣拿着戚继光的刀去办团练。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几乎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8-31 14:11:41 是的，“书生”本身就是科举制度长期塑造出来的一种特殊人才类型。唐代科举逐渐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到了明清，四书五经、八股文更成为科举取士的核心，人才结构也随之高度定型。 问题不在于读书人没有知识，而在于国家最容易进入权力核心的人，主要接受的是经学和文章训练；而军事、工程、财政、商业、科学技术等真正需要专业训练的领域，却长期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 结果就是：国家需要造船、铸炮、练兵、理财、办工业时，最有政治地位的人未必懂这些；真正懂这些的人，又未必有进入决策层的通道。历史当然有儒将和文武兼资之人，但更多是个人突破，而不是制度常态。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101Beijing 留言时间：2026-08-31 14:01:55 哈哈，清流不腐败、有气节，我从未否认；但清廉不是军事能力，气节也不是治国能力。 “没有清流和义和团的抵抗，中国就彻底灭亡了”，既是无法验证的反事实，也不能用来证明其战略正确。 我批评的不是他们的爱国，也不是他们不腐败，而是把忠臣、烈士与优秀政治家画上等号。前者值得敬佩，后者必须拿能力和结果来说话。至于“换上别人也不行”，这恰恰是需要证明的，而不能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当然有时代和制度的限制，但不同政治人物面对同样的条件，判断、决策和实际作为，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别。 回复 | 0

作者：101Beijing 留言时间：2026-08-31 12:47:59 此文荒谬，中国战败不是因为清流派无能，换上别人也不行，因为社会太腐败，清流派不腐败，是民族希望，不能力挽狂澜，但失败责任不在他们。如果没有清流派和义和团的抵抗，中国就彻底灭亡了。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8-31 11:51:12 书生为秦儒体系刻意制造的特产，唯读四书五经，之外为奇技淫巧，只有与四书五经关联的琴棋书画金石例外。书生大概在唐太宗完善科举后成型固化，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虽然后世偶有儒将军功显赫，但基本上是不世出的时代特例。而有体力武功能够上前线冲锋陷阵的更是特例中的特例。 与此相对的是，古希腊雅典提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除了出了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时代巅峰外，后世的欧洲骑士是体系化全面发展的教育的人材，岂止文武双全咁简单。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cosomo123 留言时间：2026-08-31 10:16:39 如此一来，他以死明志，反而保全了自己的身后名：既成了烈士，又成了忠臣。从政治现实看是死路，从个人名节看却成了最好的退路。 当然，如果他不死，后面的历史也许就完全不同了。所谓甲骨文之父的传奇，大概也未必会有今天这样的光环；当得成当不成第一大家，也很难说。至于北大教授，更是轮不到他了。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cosomo123 留言时间：2026-08-31 10:08:04 没错。晚清清流最可悲的地方，不是没有爱国之心，而是有道德勇气，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军事、财政、工业、外交和组织能力。他们把敢死当成了爱国，把爱国变成了议论，把议论变成了道德，把道德变成了政治，却始终没有把政治变成国力。 他们长于议论战守、斥责权臣、慷慨陈词，自欺欺人，谈爱国，谈气节，可真正到了练兵、筹饷、造舰、建军工、搞外交、真枪实弹，披挂上阵，却往往束手无策，贻笑大方。 张佩纶算一个，吴大澄算一个，王懿荣也算一个。 回复 | 0

作者：cosomo123 留言时间：2026-08-31 08:03:22 王懿荣不自杀， 绝对是甲骨文第一大家。 后来是北大教授。 回复 | 0

作者：cosomo123 留言时间：2026-08-31 08:02:02 所有清流对于强国军事，经国济世，都是一无是处！

RE 三国水事：从赤壁之战到喜马拉雅

 三国水事：从赤壁之战到喜马拉雅

2026-8-28   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有赤壁之战，有水淹七军，也有张辽威震逍遥津。三国之争，表面上看是曹魏、蜀汉、孙吴争天下，实际上却始终绕不开一个水字。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曹操南下，号称八十万大军，最终却折戟赤壁。北方军队不习水战，士卒晕船，战船又被锁在一起，偏偏遇上东南风，一把火烧得曹操仓皇北遁，从此奠定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格局。   到了11年后的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围困曹仁于樊城，恰逢连日大雨，汉水暴涨，于禁率领的七军驻扎在低洼之处，被洪水淹没。关羽乘势水陆并进，于禁所率三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史称水淹七军。一时间，关羽威震华夏，曹操甚至一度考虑迁都避其锋芒。   一前一后的两场这战争，曹魏败于水，关羽却胜于水。不过，水也并非总是吴蜀的帮手，孙权在其间的逍遥津之战中，本来拥有兵力上的优势，却被张辽抓住机会，以少量精锐突袭，打得吴军大乱，威震逍遥津，从此成为三国时代最著名的战将之一。北方人不善水战，这大概是事实；但战争的胜负，毕竟也不是一句北方人不会游泳就能解释的。 水是地利，长江把南北分开，汉水、淮河又把中原切割成不同的战略区域。谁控制了渡口，谁拥有了水军，谁能够利用洪水、堤坝和航道，往往就能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 水是天时，赤壁的东南风、樊城的暴雨，都不是任何一位军事家能够完全控制的。人可以调兵遣将，却未必能够调动风雨。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放在古代战争中，有时候并不是一句空话。   水还是人和，在水之外的人和，逍遥津之战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公元215年孙权率领大军北伐，兵力远在张辽之上。按一般人的想法，张辽不过是据城防守，能够保住合肥已经不错了。然而张辽却偏偏主动出击，率数百精锐直冲孙权大营。这一仗，表面上看，是张辽以少胜多；实际上，打的却是双方的军心、胆气和指挥。张辽一军敢于死战，李典、乐进等人能够相互配合，曹军虽然人数不多，却能在关键时刻拧成一股绳。反过来看，孙权兵力虽众，面对张辽的突然袭击，却一时措手不及，前军、后军之间失去呼应，连孙权本人都一度陷入险境。所谓兵多，并不等于力量就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有时候并不是地图上的箭头，也不是账面上的兵力，而是危急关头，谁能够听从指挥，谁敢于拼命，谁能够在混乱之中保持秩序。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这句话放在三国时代的水战中，也颇有意思。赤壁之战，曹操败于天时地利；樊城之战，于禁败于暴涨的汉水；逍遥津之战，则更说明了，即使兵多势大，如果失去了人和，也未必能够取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当然最好；若只能选择其一，古人最终看重的，还是人。   几乎两千年过去了，山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水却换了一种方式出现。 就在这两天，中国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严重灾害。一处冰川突然崩塌，大量冰雪和岩石顺着山谷坠落，冲入河道，形成巨大的碎屑流和洪水，随后一路向下游奔袭，冲毁道路、桥梁和村镇。灾害波及中尼边境两侧，受灾者中既有当地居民，也有来自印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游客、徒步者和朝圣者。 两千年前，水是三国争霸的一部分。赤壁之战，曹操面对的是长江，也是周瑜。樊城之战，于禁面对的是汉水，也是关羽。逍遥津之战，孙权面对的虽然是张辽，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却是人在危急时刻还能不能保持秩序、服从指挥、彼此配合。所以孟子那句话放在这里，倒是颇有意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赤壁有风，樊城有水，逍遥津有人。三国的故事说到底，是人在利用山河，也是在与山河搏斗。可是两千年之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今天的人类已经能够修筑大坝，架设桥梁，建设公路，可以用卫星观察冰川，用雷达追踪暴雨，用计算机模拟洪水，甚至能够提前数日知道某些灾害可能发生在哪里。然而，人类的技术越强大，反而越应该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控制的，其实仍然非常有限。 一座山突然崩塌，一条冰川突然断裂，冰雪、岩石和洪水沿着河谷奔腾而下的时候，它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国界。地图上可以有中国、尼泊尔、印度，但山川没有。地图上可以画出一条清清楚楚的边境线，但河水没有。河水从西藏流入尼泊尔，又沿着河流继续向南，最终进入印度的水系。人可以在边境线上设关卡、立界碑、升国旗；但是洪水不会停下来检查护照，山体滑坡也不会绕开国境线。这或许正是今天的水事和三国时代最大的不同。 三国时代，水是争夺天下的工具。而今天，水有时候却成为所有人的共同敌人。这时候，孟子所谓的人和，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三国时代的人和，是曹军能够同心，是吴军能够协同，是将士能够在战场上听从指挥。今天的人和，却可能意味着另一件事情：不同国家能不能共享灾害信息，能不能共同预警，能不能在灾难来临之前彼此通知，能不能在灾难发生之后相互救援。 两千年前，赤壁的一场风，可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今天，一颗卫星就能够看见千里之外的冰川变化。两千年前，洪水从上游冲下来，下游的人或许只能听天由命，而今天，信息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跨越千山万水。技术已经让人类拥有了前人无法想象的能力。 可是，技术能够发现灾害，却不能决定人类如何面对灾害。卫星能够看见冰川崩塌，却不能保证信息一定被共享；通信能够跨越国境，却不能自动消除国家之间的不信任；预警系统能够提前发出警报，却不能替代人作出撤离和救援的决定。 所以，到了今天，跨国合作的人和反而比两千年前更加重要。因为在三国时代，人们争的是谁能够占领长江、汉水和淮河；而今天，当冰川融水、暴雨、山洪和泥石流真正奔腾而下的时候，人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却是：这一次，我们究竟是不是站在同一边？ （This is a test: 想起了《木兰》那一幕) 三国时代，曹操、孙权、刘备彼此争夺天下。而今天，中国、尼泊尔、印度当然仍然有各自的利益，也仍然有自己的边界和立场。可是山河并不按照这些立场运行。水从高处向低处流，山体从高处向低处塌，冰川融水顺着河谷奔腾而下。自然界只有自己的规律。它不认识魏、蜀、吴，也不认识国界。 所以，两千年前的三国水事，讲的是人如何借水争天下；两千年后的水事，也许应该开始讲另一件事情：人在共同的山河面前，能不能学会共同面对。 三国争的是天下。今天真正需要守护的，却是山河和普通人的生命。水过之后，山河依旧。只是站在山河面前的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魏、蜀、吴。他们面对的，也不再是一场谁胜谁负的战争，而是一个所有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水真正来了，我们究竟是彼此的敌人，还是彼此的同伴？ 两千年前，人可以借水争天下；两千年后，人类终于有能力看见一场洪水从哪里来，也有能力在它到来之前彼此发出警报。 剩下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能不能看见水。而是，看见了水以后，我们能不能看见彼此。 这或许才是两千年三国水事，留给今天最大的回声。 ==============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8-29 08:40:44 说起来是人多力量大，其实是因为，饼做大了好贪污，而且威风凛凛，颐指气使，光宗耀祖，成人上之人。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8-29 00:36:32 華夏歷史始於水。 女媧補天因雨水。 大禹治水立夏朝。 難治常泛黃河水。 時常有政論人士話中國幾千年嘅集權極權係因為治理黃河水需要舉國之力，並且犧牲草民利益。可以講系唯有犧牲多壯志嘅起源。不過幾個月之前文昭談古論今就通過比較兩河流域，古埃及尼羅河，歐洲嘅幾條河，以及近代嘅荷蘭低地來比較，就不難看出中央集權，乃至極權以舉國之力來治水，環顧世界古今，實在另類。財力多花，效果麻麻。卻讓秦制皇帝，以高大上嘅藉口，驅使官吏，勞役萬民。皇帝和官吏從而上下其手，中飽私囊，多難興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