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史实辨析：是打马球，还是打驴球？

 史实辨析：是打马球，还是打驴球？

2026-11-1

 

我们在博物馆中经常看到唐代女子打马球的三彩人物俑，以前通常都被解释为骑马打球。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收藏的五件唐代彩绘陶打马球女俑，馆方就将其描述为骑马人物：

 

唐，彩绘陶打马球女俑 高32～36厘米，

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馆方介绍： 

• 此套5件，均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

 

不过，现代考古学的一项新发现，让唐代马球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解释。2020年，国际考古学期刊《Antiquity》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题为《From pack animals to polo: donkeys from the ninth-century Tang tomb of an elite lady in Xi'an, China》（从驮运牲畜到马球：西安一位唐代贵妇墓中的驴）。研究对象是唐代贵妇崔氏之墓。该墓于2012年在西安曲江地区发掘。崔氏是晚唐高级官员鲍周的妻子，卒于878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论文后来还发表过勘误，将原文误写的丈夫姓名鲍高（Bao Gao）更正为鲍周（Bao Zhou）。

研究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三头驴的遗骸，并进行了放射性碳测年、稳定同位素分析、线粒体DNA分析以及骨骼形态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驴体型较小，营养状况良好，其骨骼受力特征也不同于一般驮运牲畜。

研究者认为，这些驴可能经常进行加速、减速和急转弯等运动，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用于驴鞠运动的坐骑。

 

• 研究显示：崔氏墓中的驴，体型较小，运动模式异常，并且得到了很好饲喂。我们推断：体型较小的驴，不太适于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更可能满足于其他目的。驮兽运输时缓慢而稳定的步态所造成的骨干形态，明显有别于长期处于加速、减速和急转弯运动的动物。而崔氏墓中驴肱骨的形态特征，显著异于现代非洲野驴和家驴，表明其可能并非用于简单的驮运任务，而更可能因驴鞠运动中常出现的运动速度和轨迹变化所致。

 

所以这里所谓的马球，又被称为驴鞠。墓中发现的铅制马镫，也为这一推测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也应该被称为驴镫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家已经直接证明崔氏本人骑着这三头驴打过球，但这项研究为唐代贵族使用驴进行击鞠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研究者还引经据典。在史书中找到女子骑驴的铁证。据《旧唐书·郭英乂传》:

 

• （唐代宗）广德元年，策勋加实封二百户，征拜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骄，于京城创起甲第，穷极奢靡。与宰臣元载交结，以久其权。会剑南节度使严武卒，载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轨，无所忌惮。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乂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军政苛酷，无敢发言。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

 

这段记载非常清楚：郭英乂聚集女子骑驴打球，还专门制作镶嵌装饰华丽的驴鞍和服装，每天花费数万钱。可见，骑驴打球并不是什么普通百姓的穷人娱乐，而是当时高级官员能够享受的奢侈活动。

击鞠在唐代盛行，一度成为唐代第一运动，但由于在马背上的竞技过于危险，唐人将高大性烈的马换成了相对矮小，性格温顺的驴，就成为了驴鞠，这样既减少了风险，还保持了击鞠的竞技性和趣味性，使其在唐代宫廷女子中广为流行。《新唐书·敬宗本纪》也记载了驴鞠，而且已经进入皇宫，成为皇帝观看的娱乐项目。这一独特的女子体育运动，即骑驴打球，也频繁出现于高等级人群乃至皇家的生活之中。

• 長慶二年十二月，穆宗因擊毬暴得疾，不見羣臣者三日。四年正月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二月辛巳，始聽政。癸未，尊母為皇太后，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辛卯，放掖庭內園沒入者。丁未，擊鞠于中和殿。戊申，擊鞠于飛龍院。黃洞蠻降。己酉，擊鞠，用樂。寶曆元年六月辛酉，觀漁于臨碧池。甲子，觀驢鞠、角觝于三殿。

 

所以驴鞠又被称为擊鞠或擊毬，是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的事情。驴鞠与角抵一起出现在宫廷之中，说明这种运动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中，也有关于驴鞠的记载：

•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逗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

这里的逗脱是击球时的动作技巧。值得注意的是，《酉阳杂俎》不同传本在此处存在文字差异，有的版本作善击鞠，有的作善驴鞠。如果采用后者，便是非常直接的驴鞠记载。而且驴鞠不仅仅是女子运动，男子也打。

王弘力（1927 - 2014）创作的《中国古代风俗百图》《唐·打驴鞠》

明代陆楫编纂的《古今说海》中，收录了一篇无名氏所作的《李林甫外传》，记载：

•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骑驴击鞠，略无休。

 

据这篇传记，李林甫年轻时也曾经骑驴击鞠。当然，《李林甫外传》属于后世传记性质的材料，不能与唐代正史等量齐观。不过，《太平广记》卷十九也收录了相近故事，并注明出自《逸史》。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还记载了驴鞠不仅是平民和贵族的娱乐，皇帝也参与其中：

• 九月，左补阙董禹谏上游畋、乘驴击球，上赐金帛以褒之。

 

这是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的事情。左补阙董禹劝谏皇帝不要沉迷游猎和乘驴击球，皇帝却赏赐他金帛，以示嘉奖。

从郭英乂聚集女子骑驴击球，到唐敬宗观看驴鞠，再到唐懿宗自己乘驴击球，看来驴鞠在唐代确实相当流行，驴子能顶半边天。至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五件彩绘陶打球女俑，究竟骑的是马还是驴，仅凭崔氏墓中的考古发现，还不能直接下结论。不过，既然唐代确实存在驴鞠，那么过去被统一解释为骑马打球的唐代女俑，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看来，唐代所谓的打马球，未必都是骑马打球，也不一定全是马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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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1-01 16:00:22 金朝也是骑马击球，只宋朝比较惨。《金史》志第十六礼八：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人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硃之。皆所以习跷捷也。既毕赐宴，岁以为常。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1-01 15:14:37 《宋史》卷121《礼记》：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馀，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 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 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阁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下服异 色绣衣，左朋黄襽；右朋紫襽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 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 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既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 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1 15:00:42 到宋代的时候，连驴鞠也成奢侈品了，成了步击或步打球。 《宋史·礼志》记载：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将在马或驴背上的运动转至地面，更加安全，老弱妇孺均可参与。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1 12:48:01 看雕塑，有马，驴，还有两者皆似。 》》这些驴可能经常进行加速、减速和急转弯等运动，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用于驴鞠运动的坐骑。 估计已经绝种。 之前，在思芦博留言，也适合此文。 》》现代食谱中，中国起源的蔬菜较少。 很多好吃的蔬菜，是人工驯化培育出来的，也需要人工保育，否则，在野生环境是很难独自延续基因。 我国秦制历朝更替常有十几年到几十年的全面深入的惨烈动荡，不利任何美好事物的传承。这大概是原因之一吧。

从我国古代马和驴到对外情治工作

 席琳的博客发表了《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唐人骑马，宋人骑驴》，我一如既往，相当贴题地深入展开和渐进交流到皇朝盛衰，政商关系，文化，秦制统治方式，吃人社会，秦儒结合，外交博弈，一直到对外情治。

最后提到：

Indeed. 》》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 .... 难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 外交策略往往缺乏长期战略眼光，容易为了眼前利益而扶植一个更大的敌人。

另外，博主之前几篇文章和文庙的文章涉及我党的对外情治工作的兴衰，结构性的局限和衰败，大致也可应用到古代秦制朝代中。

同理，西方极权的苏联和纳粹德国，其对外情治，也因极权而有结构性的局限和衰败。

对外情治工作的工作者 -- 间谍，双面间谍，多面间谍，天然结构性地吃两家到几家茶礼，这与极权有天然和内在的不相容，因为极权：

1. 主张：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

2. 愚民体系。

3. 秦制极权更有弱民虐民体系。

我用以上黑体字，作Google Search, and Gemini 生成小作文一篇：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切中情报政治学核心的洞察。间谍（尤其是双面或多面间谍）的职业本质是“流动、务实与多重博弈”，而极权体制的本质是“绝对、刚性与垄断”，两者在底层逻辑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天然排异性。

我们可以从你提到的三个维度，进一步剖析这种“天然不相容”的内在机理：

1. 绝对忠诚 vs 结构性两吃

在极权体制中，“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最高的政治律令。

极权的要求： 极权统治需要对个体的精神、肉体和历史进行全盘垄断。它不容许任何灰色地带、战略模糊或利益对冲。
间谍的现实： 优秀的双面或多面间谍，其生存根基恰恰在于“游走于灰色地带”。为了获取敌方信任，他必须出卖一部分己方利益；为了长久生存，他往往会形成一种以自我利益或专业主义为核心的“第三方逻辑”（即“吃几家茶礼”）。
冲突点： 在极权统治者眼中，这种“为了大局而进行的变通”与“背叛”只有一线之隔。极权体制缺乏容忍“必要的非绝对忠诚”的政治弹性，导致从事外勤的情治人员极易在政治清洗中被定性为“两面人”而遭清洗。

2. 愚民体系 vs 信息特权与心智复杂化

极权体制的稳固，高度依赖于对内实施愚民政策和信息垄断，从而标准化国民的大脑。

极权的要求： 维持一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叙事（如“我方无限伟大，敌方无限邪恶”）。
间谍的现实： 对外情治人员是体制内少数必须长期浸泡在“敌方真实世界”中的人。他们拥有极高的信息特权，能够接触到未过滤的真相，并且必须具备极强的心智复杂度去理解敌人的逻辑、文化和制度。
冲突点： “睁眼看世界”的情治人员，天然成了愚民体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看穿了宣传的虚假，产生了对敌方社会真实面貌的认知。这种认知上的“走私”，让极权母体本能地将其视为潜在的异端。因此，极权体制对这些“睁眼者”的防范和监控，往往甚至超过了对真正敌人的防范。

3. 秦制弱民虐民 vs 间谍的特权与反噬

“秦制”的核心在于弱民、贫民、疲民，通过剥夺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和资源，使所有人都依附于皇权。

极权的要求： 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监控的私人工具、海外资产或独立的人际网络。
间谍的现实： 间谍在海外开展工作，天然需要拥有隐蔽的海外资金链、跨国人脉网络以及极大的行动自主权。他们是秦制体系下罕见的、拥有高度“组织资源”和“统战能力”的特权个体。
冲突点： 这种“强能力”与秦制的“弱民”逻辑背道而驰。一个在海外能调动巨额资金、甚至指挥破坏力量的间谍，一旦回国，就是对秦制权力垄断的潜在威胁。因此，秦制极权对情治人员往往采取“用时如宝，不用如草”的功利态度。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通过虐民、弱民的手段将其“去势”（剥夺资源与特权），甚至直接肉体消灭，以防止其反噬体制。

总结

双面或多面间谍的“吃茶礼”，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市场与博弈的跨国生存方式；而极权体制则是一种基于农耕或工业垄断的封闭契约。

间谍需要灵活、多变和局部妥协，极权则要求刚性、纯洁和彻底服从。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注定了在极权体制下，对外情治工作者往往伴随着极高的悲剧性宿命——他们既是体制刺向外敌的利刃，也是体制最不放心的“内鬼”隐患。

RE 开封围城：死亡近一百万人

 开封围城：死亡近一百万人

2026-10-30   史书上说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又说元太宗窝阔台有宽宏之量，任用贤相，庶民安乐。可是现在的维基百科上，就说他在1232年（天兴元年）派蒙古大军围攻金国首都开封府的时候，因为瘟疫流行，死亡达九十余万人：   1232年春，蒙古军队继续南下，抵达金朝首都燕京（今北京市）附近，因此周围州县难民纷纷逃入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城中人口激增，而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1232年秋，蒙古派使者入城要求金朝投降，被金朝将士所杀，蒙古军于是不再议和，击溃金朝援军，围困汴京城。   可是这里说得不明不白，好像是围城之前的自然死亡。相关的数字，则来自于《金史》卷十七《哀宗纪上》：   天興元年春正月壬午朔，大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兩婁室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衛京城。乙酉，以點檢夾穀撒合為總帥，將步騎三萬巡河渡，權近侍局使徒單長樂監其軍。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門撫西面將士。千戶劉壽語不遜，詔釋勿問。癸卯，上複出撫東面將士，親傅戰傷者藥于南薰門下，仍賜卮酒。出內府金帛器皿以賞戰士。五月辛卯，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这份史料明确说是大元兵攻城在先。另外一处差不多的数据，出葬一百多万人（百余万人）的记录，来自《金史》卷一一五《完顏奴申崔立传》中的记载。也明确说元兵攻汴益急，受围数月。而且结果也是对得上，可以相互印证的（九十余萬 + 貧不能葬者 = 一百多万）：   天興元年春，大元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複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裏副之，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兼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又以把撒合為外城東面元帥，術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術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速不泬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為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二年正月壬申，速不泬至青城，立服禦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後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余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   洗地的照例会说，当时开封人口不足多少多少万。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国人尤其是中原人特怕死，有跑反的爱好、习惯、和基因，遇到兵荒马乱，自然会往有寨墙和城墙的地方跑。金哀宗在蒙古兵压境时，就曾下令将近京军人家属五十万口迁入京城。此外，周边州县的难民也纷纷逃入汴京。一个平时人口有限的城市，在战争期间突然涌入大量难民，甚至使城内人口达到数百万，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代学者对当时汴京（开封）人口的估算，从两百万到三百五十万不等。后来的扬州城如此，漳州城如此，广州城如此，长春城也都是如此。  事 件 人口损耗记载 学术界评估与死因 战争性质与惨剧特征 长春围城 (1948) 12万 - 65万 （蒋介石日记、国共双方局部战报、以及当时西方观察家估算） 约 12万 - 16万。 东北野战军长达数月的绝对军事封锁（断绝粮、柴、盐），导致城内及卡子（缓冲带）内的平民大面积饿死、冻死、因营养不良病死 东北野战军采取固守兵团、经济封锁的方针，旨在不通过强攻、而是通过耗尽资源迫使国军投降。国军则采取抢粮、驱民出城政策。平民成为双方战略博弈的最终承受者 漳州围城 (1652) 70万 - 73万 （《台湾外记》《东南纪事》） 约 3万 - 5万。 长时间围困导致的绝对饥荒，以及战后因暴食引起的再喂养综合征（撑死） 郑成功军队利用制海权和决水灌城彻底切断物资，属于古代典型的困死战术 扬州十日 (1645) 80万 - 140万 （《扬州十日记》《陋轩诗集》） 约 20万 - 30万。 清军破城后为期十天的系统性纵兵屠杀与掠夺 清军借此震慑江南反抗力量，史可法拒降导致清军破城后实行无差别血洗 广州屠城 (1650) 约 70万（《广州府志》及外籍传教士记载） 约 10万 - 20万。 长达数月的围城消耗，以及破城后清军连续12天的封城大屠杀 清军久攻广州不下（九个月）伤亡惨重，破城后为了泄愤和搜刮财富进行彻底屠杀 张献忠屠蜀 (1644 - 1646) 约 6亿98万人（《明史》夸大称剿杀殆尽，全省死绝） 四川人口减少数百万。 大西军的极端内部清洗、清军和南明军队的拉锯屠杀、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与虎患 多种暴力武装在四川盆地长期拉锯，导致社会结构完全崩溃，爆发人类史上罕见的人口灭绝性灾难 明代的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蒙古取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和上面所说的九十余万，应该就都是同一回事，是后人史料传抄中的错误:   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   一年之后，汴京终于向蒙古投降。按照《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的说法，当时城中避兵的居民还有147万人。蒙古大将速不台原本建议屠城，幸亏贤相耶律楚材出面劝阻，窝阔台才下令不再追究完颜氏以外的居民。于是，汴京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屠杀，也成为崔立同意投降和耶律楚材劝阻屠城的历史功绩。   1233年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速不台向汴京进兵。速不台得知崔立同意投降后，因为之前进攻汴京时金人抗拒持久导致军队死伤甚多，便向窝阔台奏报建议军队入城后屠城泄愤。中书令耶律楚材坚决反对，他认为将士辛苦奋战为的就是土地和人民，屠城会导致得地无民，而且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集中在汴京，屠城会导致一无所获，没有人民就没有人向朝廷交纳赋税，军队会白辛苦一场，最后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只关押了金朝宗室，其他人一概赦免。当时在汴京城中躲避兵祸的147万名居民因为耶律楚材的建议得以免于兵祸。   相关的数字，来自《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中的记载：   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眾。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時河南初破，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   这和当年的长春围城、平津和平解放，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兵不血刃等历史事件中，后来围绕战争、屠杀和征服者仁慈所形成的叙事，倒是有几分相似。同样的剧本，同样的说辞，同样的吃相，同样的洗地方法。《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蒙古取汴》一文中说： （崔）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於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是为记，懒得去翻更多的史料了。 ======================== 作者：席琳 留言时间：2026-10-30 15:11:47 《金史》列传·卷六十四 文艺下《王若虚传》： 元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王若虚的这个梗，使我想起文革后期毛命邓写文革总结的事。邓不愿意写，耍滑头说自己桃花源中人，把这个烫手山芋推给纪登奎，纪也不愿意写，不了了之，但后来受到了邓的清算。纪登奎在晚年散步时曾对人感慨，他在文革中在台上时间长，得罪了太多老干部，导致后来灰溜溜的。这与当年元好问在汴京城破后，顶着曾为叛贼修碑的骂名，在唾沫星子和战乱中苟延残喘的境遇，简直如出一辙。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14:54:07 长春围城，用的就是扬州十日和漳州围城的某些老战术。一曰让百姓和士兵争粮（郑成功），一曰杀鸡儆猴（多铎）。是的，我党巧妙地拿捏了人性，先以围城造成严重粮荒和大规模平民死亡，使守军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终迫使国民党守军投降。 尤其有意思的是，郑成功围攻漳州时，故意放清军援将马进宝率兵进入城内，增加城内人口和军队的粮食消耗。援军进入，粮食消耗自然加快。与我党围城期间一度不准百姓出城，让难民滞留城外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扬州屠城的惨状极大地震慑了江南其他地区。随后清军兵临南京，南明弘光朝廷已经内外交困，守军最终不战而降。同样，长春围城造成的大规模平民死亡，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慑。再加上沈阳的迅速易手，处于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不得不重新考虑顽抗到底的后果。为了避免北平变成第二个长春，或者像天津那样遭到强攻，傅作义最终接受了和平改编。 我党于是取得了所谓的完胜，以一座城市的大量平民死亡为代价，换来了军事上的兵不血刃和最大的战略价值。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12:49:46 为有牺牲多壮志 成就功德显仁慈 吃人社会或进化 新篇话术尽修史 主席精研古籍，透析人性，集历代大帝之帝王术，和吃人社会之精华，修成千古一帝。更独占天下文胆，作新篇话术尽修史，延续主席神话。 即使主席逝世半世纪后，我党文宣体系： 2022-12-10 主席神话要延续 与时俱进玩通俗 太祖早传叼盘技 老少粉红易入局

RE 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唐人骑马，宋人骑驴

 

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唐人骑马，宋人骑驴 2026-10-29 从唐诗到宋词，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达到的高峰；而这些成就背后，也有秦汉以来帝国制度长期积累的影响。 唐太宗曾将平生征伐所乘六马，即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刻石置于昭陵北阙，以旌武功 先说唐朝，骑兵在唐初为唐朝平定天下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唐太宗时期，唐廷逐步发展官营牧马制度。贞观十五年（641年），张万岁任太仆少卿，主管群牧，此后长期负责马政，推动了唐代监牧制度的发展。唐代马政逐渐形成以太仆寺为核心、牧监负责具体管理的体系，陇右则成为重要的官营牧马区域。唐王朝又对养马给予许多优惠条件。到了开元初期，官马一度恢复到二十四万匹，开元十三年增至四十三万匹。这些军马为唐王朝的军事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奠定了唐代马政的基本格局。开元天宝年间，即便唐朝处在国富兵强，万国来朝的盛世之中，对外用兵也从没有停止，尤其是在西域及漠北地区与吐蕃、大食和第二突厥汗国之间频繁争斗，战马仍供不应求。于是，唐廷与边疆地区发展绢马贸易。例如在安史之乱期间，唐右武卫郎将杨预从黠戛斯征调了大批战马作为军用物资，为平定安史之乱贡献颇多，故而受到唐肃宗的嘉奖。另外， 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以至于到了唐懿宗咸通年间，政府特意规定进士不许乘马，只许骑驴，时有诗曰： 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 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然而，尽管唐代进士一度被规定只能骑驴，成为一件雅事。但在唐代墓葬中，三彩马俑却远比驴俑常见。所以国博这件蓝釉陶驴，才成为颇为难得的一件，登堂入室，物以稀为贵，成为国之重器了。 蓝釉陶驴 唐（公元618年-907年） 高23.5厘米，长26.5厘米 1956年陕西西安小土门出土 到了北宋，最適宜馬匹生長的天然牧場西北和北方的草原地區都不在疆域之內，政府只能依靠和遼、西夏的貿易以及西南藩族的進貢來獲取良馬。可是皇帝们谈起养马之道，似乎比谁都头头是道：朝廷官牧不如从边关买马，而从边关买马又不如百姓自己养马。问题是，这几条路，宋朝都尝试过。 《群书会元》中的《马政》备述北宋马政之不堪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取得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分置诸州牧养，又设置牧龙坊，以便繁育。后来，宋廷一方面从边境购买蕃马，另一方面经营官营牧监，还曾推行民户养马、由官府收购的办法。到了熙宁年间，随着官营牧监的废置与民间养马政策的调整，宋朝的马政又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制度可以反复调整，优良战马却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变出来的。再加上辽国等北方政权对部分边境羊马贸易的戒备，宋朝获取北方优良马匹的渠道时常受到制约。这倒有几分像今天某些国家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等战略物资：贸易不仅是生意，也是政治与军事博弈的一部分，宋朝的先天不足，始终面临良马难求的困境。 《辽史·卷六十·志第二十九·食货志下》 禁朔州路羊马入宋 以及辽国与金国战败的历史教训 《金史》志第三十一《食貨五》： 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七年，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豕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陜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馀悉罢之，令所司严察奸细。 北宋馬少，對馬的需求卻非常大。國家騎兵要用馬，官員富戶同樣愛騎馬。本來有錢人家買馬養馬是尋常事，但在北宋卻成了天大的事情。因為害怕私人買馬出價太高導致政府買不到足夠數量的戰馬，宋太宗鄭重下詔：嚴禁富人和官員私自買馬。可是，中国的经济，历来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活。往往就是在死活之间，已经太晚，无济于事了。宋太宗也很快发现，禁止私人买马，并不等于国家就能买到更多的马。原来的禁令，反而使边境卖马者获利减少，民间买马者不敢交易，连马匹在运输途中死亡的情况都增加了。太平兴国八年，朝廷不得不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购买官府淘汰的劣马。这倒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制度困境：国家越是担心民间买马影响官府采购，就越想控制马匹的交易；而管制越严，边境贸易和民间养马的积极性反而可能越低。宋朝缺少优良战马固然有地理与外交方面的原因，但皇权专制的马政本身，也未必没有值得检讨之处。 宋代的马匹供应问题，与文人日常出行之间究竟有多大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在当时的诗文与绘画中，骑驴确实是文人生活中颇为醒目的一个意象。从曹丕等人为王粲送葬时学驴鸣的典故，到诗圣杜甫在长安骑驴，文人雅士喜驴爱驴，也算是传承有序，一脉相承。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第七卷《歌詠書畫》，就记录了一件文人趣事：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陜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陜，詔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歎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為江南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判官。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詩發之也。 在古代，骑驴常与文人、诗人形象相关联，有将军骑马，诗人骑驴之说，驴比马价格低廉，符合文人消费层级，其缓慢、低调的特性也与文人悠闲、落拓或苦吟的境遇相契合。北宋历代帝王在文化艺术上的深厚造诣，为那个时代注入了浓郁的文人气度。但这种文人趣味投射到现实生活里，往往伴随着某种妥协的黑色幽默。在《清明上河图》中，街市上圉圉前行的多是驴子和骡子，盛唐壁画中那些丰腴矫健的骏马却难觅踪影。这并非因为宋人对毛驴有什么文化崇拜，而是由于丢失了北方天然马场，优质马匹成了极为紧缺的军用物资。在这种现实困境下，性价比极高的毛驴成为了民间运输和代步的无奈之选。正是这种战略层面的缺马之痛，反而阴差阳错地在漫长的岁月里，被皇室与士大夫阶层熏陶、内化成了宋代独有的、略带自嘲与清高的骑驴文化基因。就连退休在金陵养老的宰相王安石，也只能骑驴见客了。苏东坡曾在诗中写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因此，唐宋之间骑马与骑驴的差异，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北方牧马地的得失、边境贸易的限制、朝廷对马匹资源的管控，以及唐宋之间社会风尚与艺术表现的变化，都值得考虑。尤其有意思的是，宋太宗担心民间买马影响官府采购，禁止百姓私买马匹，后来却不得不调整政策。宋朝究竟是养不起马，还是管得太多，反而影响了马匹的供应？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唐人骑马，宋人骑驴，背后的历史原因和王朝兴衰，尤其值得深究。 ========================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1 06:50:34 我党的情报工作，一如既往的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常凯申的摧枯拉朽，是和我党前无古人出色的隐秘战线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可是一旦掌权，倾一国之力服务于一人之后，就不灵便过河拆桥限制使用政治正确了。安全体制的重心从对外刺探转向对内巩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所以国土愈割愈多，死士愈来愈少，最后鸡鸣狗盗，成孤家寡人过街老鼠。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15:57:15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可能使情报系统在信息收集、判断和反馈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尤其当情报判断需要适应决策层的预期时，信息失真和决策偏差就更值得关注。这类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都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比较的案例。 间谍、双面间谍和多面间谍，往往需要在不同势力之间周旋，判断各方利益，并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行动。这种工作本身就很难用简单的忠诚与否来衡量。 而极权体制强调绝对忠诚，愚民政策又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通；秦制更进一步，通过弱民、虐民来强化统治。这样一来，情报人员需要的灵活性、独立判断和信息渠道，与体制所要求的服从和控制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和难以调和的矛盾。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14:01:05 对外情治工作的工作者 -- 间谍，双面间谍，多面间谍，天然结构性地吃两家到几家茶礼，这与极权有天然和内在的不相容，因为极权： 1. 主张：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 2. 愚民体系。 3. 秦制极权更有弱民虐民体系。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0-30 12:28:09 Indeed. 》》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 .... 难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 外交策略往往缺乏长期战略眼光，容易为了眼前利益而扶植一个更大的敌人。 另外，博主之前几篇文章和文庙的文章涉及我党的对外情治工作的兴衰，结构性的局限和衰败，大致也可应用到古代秦制朝代中。 同理，西方极权的苏联和纳粹德国，其对外情治，也因极权而有结构性的局限和衰败。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10:31:08 春秋战国的纵横家好像并没有失传，但他们的外交智慧未必能够在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中得到持续发挥，更难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宋朝联金灭辽、后来联蒙灭金，都是借助外部力量制衡对手的实例。问题在于，这种外交策略往往缺乏长期战略眼光，容易为了眼前利益而扶植一个更大的敌人。 明朝也不是没有分化蒙古各部。俺答汗时期的隆庆和议，就是通过开放互市、授予封号来换取边境和平。只是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后金积极经营满蒙联盟时，明朝却没能有效阻止蒙古诸部逐渐被整合进后金的政治军事体系。 从这个角度看，前清与后清在对外关系上的某些表现，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来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战略空间，最后却把自己推向与列国为敌的境地。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0-30 06:11:35 秦制皇帝唯我獨尊，只求對內嚴密控制，不屑了解蠻夷狀況。所以對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大部份時候都係處於被動挨打。更沒有外交思維，和國際關係玩平衡嘅技巧。結果宋朝嘅時候，最終被蒙古人坐大，成橫跨歐亞大帝國，到處屠殺種族滅絕。明朝的時候，滿族人與蒙古人聯盟，可以放心入關全面南下掃蕩。明朝皇帝不知有沒有考慮過扶殖蒙古人牽制滿清？大比例沒有。春秋戰國嘅時候古人嘅外交思維和技巧，大概早已經失傳。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05:37:24 窝阔台是铁木真的儿子。《元明史路》称铁木真用兵如神，灭四十国，平西夏，定西域，是元太祖。窝阔台是元太宗，有宽宏之量。任用贤相耶律楚材，约宋灭金。庶民乐业，时称治平。 也就是说，我大宋在历史上曾两次为虎作伥，远交近攻，先是帮金灭辽（海上之盟），再帮蒙古人灭金（端平入洛）。正如金人所说：宋人喜生事背盟。实乃咎由自取。 国人则衷心感谢蒙古人的不杀之恩，山呼万岁，安心做奴才了。 历史上所谓的汉奸，就是指那些不服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的南宋遗民。所以雍正皇帝称南人都是汉奸了。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04:42:57 儒家之所以受欢迎，被封为万世师表，是因为他宣扬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怎么样去当个好奴才。《儒林外史》中萧云仙的父亲就是这么认为的。 蕭昊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產業，攢湊攏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 法家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教会了统治者，怎么去奴役和欺压老百姓。所谓法宝法宝，就是法家的统治术。《金瓶梅》中的吴大舅，就深通此道。 吴大舅道：虽故还有些抛零人户不在册者，乡民顽滑，若十分追征紧了，等秤斛斗重，恐声口致起公论。 我党是人一阔脸就变，执政之前，认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执政之后，很快就认为，是我党在养活人民了。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回复 安博 留言时间：2026-10-30 00:29:28 是啊。曾听说： 在蒙古帝国窝阔台汗（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统治时期，部分蒙古贵族由于习惯了游牧生活，认为“汉人无用，不如尽去之，使地留为草场，以放畜牧”。 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站了出来。他没有和蒙古贵族谈仁义道德，而是用经济账说服了窝阔台。他指出，如果保留农田并确立税收制度，中原每年可向朝廷贡献大量的绢帛、盐铁和粮食。在巨大的财政利益面前，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中原的农耕文明和千万汉人平民因此得以保全。 毕竟，在蒙元，汉人是第三四等。在后清，也基本继承。例如南人（原南宋人）是最低等的。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0-30 00:16:37 >>唐朝养一匹马，顶五个人的税赋和兵役。宋朝才顶三个人，而且如果馬死了，包括在战场上死了，养马人要全额赔偿，所以百姓养马的积极性不高，养出来的都是劣马。 长知识了。养马毕竟是个技术活。以往以为秦制皇帝在和平时期一般日常恶待技工，是从明太祖开始，已经不计以往皇陵竣工杀光技工了。 原来在和平时期一般日常恶待技工，是从宋朝开始。有技术还要比一般农民多遭罪。 若干年前，听说满清后期某次英国人要北上面圣需要向导，当地我大清官员拘捕当地向导，要其自备盘川，带英国人北上，而本来英国人准备支付合理价钱聘请向导。 这是我判定秦制不是封建体制，而是绝对极端奴隶制的原因之一，因为皇民连地中海文明的奴隶也不如，到后清，连国家财产例如公社大粪也不如。 刚Google 了一下： ＝＝＝＝＝＝＝＝＝＝ 您听说的这个故事，高度吻合晚清时期清朝基层官员的“当差（差徭）”思维与“天朝上国”的虚妄体制。在真实的历史档案和西方使团（如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以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笔记中，类似的荒诞现象屡见不鲜。 这背后折射出了当时大清朝特有的两套社会运行逻辑： 1. 荒谬的“当差”与“派徭”制度 在清代，官府传唤百姓做事（如修路、运送物资、充当向导或马夫），被视为百姓对朝廷应尽的“差徭”（义务）。 ? 官府的逻辑： 既然是给皇上或朝廷办事（哪怕是带洋人去见皇帝），那就是朝廷的政治任务。在清朝官员眼中，能为朝廷效力是百姓的“福分”，不仅不需要给钱，老百姓还得“自备盘川”（自掏腰包准备路费）。 ? 截留与压榨： 很多时候，英国人或外国使团为了省去麻烦，其实已经向清朝的接待官员（如总督、巡抚或地方知县）支付了充足的雇佣银两，或者朝廷拨了专项款。但这些钱往往被地方官员当成了“肥肉”层层克扣、直接中饱私囊。转头，他们就用暴力机器（拘捕、锁拿）强征当地的向导或民夫，逼他们白白干活。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29 18:49:16 《儒林外史》是讲清朝雍正年间屯垦事迹的，第40回实干派的清官萧云仙报销工程款的事，非常有代表性。《红楼梦》中贾雨村断案，应该是前清官场腐败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官场，贾雨村们越来越多，萧云仙们越来越少时，这个朝代名义上再怎么标榜康乾盛世，其基层的国防力量（战马、城防、军队士气）也早已被腐蚀成了一个空壳子。一旦遇到真正的内忧外患，就只能重蹈前面所说的南宋、南明一触即溃的悲剧。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玉质 留言时间：2026-10-29 18:46:35 谢谢补充。汉武帝之所以再不征匈奴，就是因为文景之治时候积攒下来的14万匹战马给打光了，剩下不到3万匹。 后来辽国之所以被金国灭掉，也是因为战马供应不上。在辽宋结盟时期，辽国高层贵族腐败，把很多良马在黑市高价走私给了极度缺马的北宋。当金国起兵反辽的时候，辽国朝廷震惊地发现，自己名义上的控弦之士，手里竟然也找不到足够的好马迎敌，最终在机动性上被金国全面降维打击。 南宋退守江南，彻底失去了西北和北方的产马区。当时唯一能买到马的渠道是通过大理国的茶马互市。但西南的矮脚马由于体型小，作为驮马还可以，作为冲锋陷阵的战马就极其勉强。到了最后，还有3-4成的战马，直接用驴和骡子给代替了。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安博 留言时间：2026-10-29 18:05:15 是的，南宋也在江南开马场，皇帝还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都劳民伤财，收效甚微。明初朱元璋在半干旱半湿润的西部地区开马场和边关茶马贸易，还是卓有成效的。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安博 留言时间：2026-10-29 17:59:38 谢谢！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29 17:21:41 明朝的小说《金瓶梅》虽说是写宋朝的事。其实完完全全是含沙射影，对明太祖的军屯制度有十四分详细的描写：小和尚的初衷是因田养兵，省转输之劳，这是极高的战略远见。然而到了明朝后期，这点银子经过层层漂没、和吴大舅这类地方官员克扣，真正能变成军粮马草喂饱战马、养活士兵的微乎其微： 吴大舅道：蒙姐夫抬举，年前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给的七八，还有屯所里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卫中开了印，来家整理了些盒子，须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将那屯头来参见，吩咐吩咐。前官丁大人坏了事情，已是被巡抚侯爷参劾去了任。如今我接管承行，须得也要振刷在册花户，警励屯头，务要把这旧管新增开报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税，才好下屯征收。 西门庆道：通共约有多少屯田？ 吴大舅道：这屯田，不瞒姐夫说，太祖旧例，练兵卫因田养兵，省转输之劳，才立下这屯田。那时只是上纳屯田秋粮，又不问民地。后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这夏税。而今这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亩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才倾齐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 西门庆又问：还有羡馀之利？ 吴大舅道：虽故还有些抛零人户不在册者，乡民顽滑，若十分追征紧了，等秤斛斗重，恐声口致起公论。 西门庆道：若是有些敷馀儿也罢，难道说全征？若征收些出来，斛斗等秤上也够咱们上下搅给。 吴大舅道：不瞒姐夫说，若会管此屯，现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寻。到年终，人户们还有些鸡鹅豚米面见相送。那个是各人取觅，不在数内的。只是多赖姐夫力量扶持。 西门庆道：得够你老人家搅给，也尽我一点之心。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29 17:00:03 唐朝养一匹马，顶五个人的税赋和兵役。宋朝才顶三个人，而且如果馬死了，包括在战场上死了，养马人要全额赔偿，所以百姓养马的积极性不高，养出来的都是劣马。元和清不用说，是马背上的民族，有专门的马场，在陆地上都所向无敌。明朝早期与周边尤其是西藏的茶马交易非常厉害，朝廷设立有专门的茶马司，战马供应不是问题，后期因为政治腐败，地方官吏为了应付朝廷检查，在册籍上伪造军马数量。到了打仗时，朝廷发现名义上有十几万匹军马的基地，实际上全是饿得站不起来的驽马，或者根本就是空头数字。明朝后期面对满洲八旗的骑兵冲锋，由于自己严重缺马，只能陷入被动筑城防守的死局（如萨尔浒之战后的辽东防御）。重蹈了宋朝的覆辙，所以南明和南宋，结果非常相似。在冷兵器时代，退守江南的政权，如果没有强大的骑兵作为战略反击手段，仅仅依靠江河防线（长江、淮河），在绝对的机动性优势（元、清骑兵）面前，最终只能是慢性死亡。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开心就好444 留言时间：2026-10-29 16:36:22 是的，社会的成功，看老百姓的安稳生活。 回复 | 0 作者：玉质 留言时间：2026-10-29 16:26:16 西汉初期极度缺马，连汉高祖刘邦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甚至只能坐牛车。普通百姓和普通文人是很难逾越规矩随意骑马. 汉朝人不流行骑驴？因为在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以前，中原内地几乎没有驴. 回复 | 0 作者：安博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29 13:40:05 记得以前看过，明朝之所以能驱逐大元，一个原因是元朝蒙古人将江淮之地改成了草原马场，所以大明有充足的马匹。 回复 | 0 作者：安博 留言时间：2026-10-29 13:35:33 很有意思的角度，资料也翔实有趣，佳作！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29 13:13:30 但不知马在明朝和我大清的文艺中的反映如何？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29 13:12:49 此文甚佳，点出我国皇朝盛衰，疆域多样化和政商之间的关系，通过马匹与经济和日常生活的点滴。 我大概知道，养一匹马成本甚高，相比于养驴。而投入产出比，计运输和农作，驴是经济实惠。 若果民间长期处于温饱线，养马是很不划算的，特别在中原地区。而在草原，则可以放养游牧，成本较低。 不知在明朝和我大清又如何呢？朱棣明朝定都北京，应该有广阔天地养马。至于我大清，先有蒙古人联盟，后有西域新疆，更多放养游牧的地方。 我是看过满清骑马打猎的古画，明朝的印象中没有。 我大清近３００年统治，大概是有强大骑兵的？ 回复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