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

RE 江泽民:爱好多的领导往往没那么独裁

 

江泽民:爱好多的领导往往没那么独裁

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之际,央视播出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中国邮政发行纪念邮票。中共并将举办高规格纪念大会。人们又兴致勃勃地重新谈起这位已经离开公众视野多年的中共领导人。人们熟知江泽民是一个兴趣广泛、愿意公开展示个人性情的领导人,但却往往忽视了他的广泛兴趣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执政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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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历代最高领导人中,江泽民的文艺气质相当突出。他会唱歌,喜欢京剧、越剧和昆曲,能够使用多种语言演唱外国歌曲,还会演奏二胡、笛子、吉他、钢琴、小提琴、管风琴和木琴等乐器。这些爱好未必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但却影响了他的性格、工作方式,以及他与普通人相处时所呈现出的气质。 

江泽民的“才艺外交”

江泽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私下会弹什么乐器,而是他常常在公开场合把这些兴趣带了出来。他不像传统政治人物那样始终端坐、沉默、保持一张不可接近的面孔,而是愿意在适当时刻唱一段、弹几下,甚至用带有个人特色的方式与外国政要和普通民众交流。 

1997年访美期间,他在南加州接受华人华侨欢迎时,清唱了京剧《捉放曹》中的“一轮明月照窗下”。在檀香山,他又用夏威夷吉他弹奏《向夏威夷问候》,并邀请州长夫人即兴演唱。一个能唱京剧的中共领导人,拿起当地乐器演奏夏威夷歌曲,既显示了文化自信,也让正式的国事访问多了一点生活气息。 

相关报道还记载,江泽民曾在赫尔辛基岩石教堂即兴演奏《黄水谣》,在杭州观看笛子演奏后,用笛子吹奏《梅花三弄》。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看望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时,也曾拿起二胡演奏刘天华的《病中吟》。这些表演说明,江泽民长期保持着对音乐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不是可以“临时抱佛脚”可以上阵的。他的这种令人愉悦的外交风格,对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改善和促进与其它国家的友好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有一些人批评他作风轻挑,失去了大国领导人的威严。 

确实,他的表演有时并不十分严肃,甚至带着一点自我调侃的意味。正因如此,他在互联网上留下了大量容易被剪辑、模仿和再创作的片段。江泽民卸任后,网络上出现了戏谑性的“表情包”和视频,也出现了自称“蛤丝”的年轻网民群体。这里面当然有恶搞成分,但恶搞能够发生,本身也说明他不像某些领导人那样令人紧张到不敢靠近。 

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通常经过精心设计。权力越集中,越需要仪式、服饰和语言制造距离感。江泽民偶尔打破这种距离,显得会唱、会说、会开玩笑,结果让人看见了一个具体的人,而不只是一个职位。 

从“端着”到“与民同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官员的个人表达并不宽容。儒家礼制强调尊卑有序,要求上位者保持克制和威严。官员可以吟诗作赋,却不能过于放纵;可以欣赏音乐,却不宜在公众面前显露过多情绪。歌舞尤其容易被视为声色之娱,仿佛一个认真治理天下的人,就不该有太多普通人的快乐。 

这种观念也影响了中国历代帝王和现代政治领导人的公众形象。帝王通常被塑造成“天命所归”的人物,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意唱歌跳舞。中共领导人则长期保持朴素、严肃、少言的形象。毛泽东喜欢游泳、看戏,也有诗词和书法方面的兴趣;邓小平喜欢游泳和打桥牌;胡锦涛公开呈现出的爱好主要是乒乓球、游泳等体育活动。相比之下,江泽民的爱好更集中于音乐、戏曲和语言表达,也更愿意把它们带入公共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江泽民时期没有政治控制,也不能从会唱歌直接推导出制度更自由。可是,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仍会影响政治气氛。一个愿意保留私人兴趣的人,至少更容易接受“社会不必只有一种声音”。 

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长、城市扩张、互联网兴起和对外交流加速。社会空间并不是无限开放的,但与后来更强烈的政治收紧相比,那个年代的公共氛围相对活跃。人们可以谈论流行文化、追逐港台影视,大学校园和城市生活也保留着更多松弛感。江泽民本人在外交和公共活动中的轻松表达,与这种时代气氛形成了某种呼应。 

他还曾到抗洪现场视察,与一线群众和官员直接接触。这改变了最高领导人只在会场讲话、只通过电视出现的形象。对普通民众而言,出现在真实现场,往往比标准化讲话更有感染力。不管怎么说,江泽民并不让民众感到畏惧,虽然说不上民众有多么爱戴他,但却比较喜欢他。可能他本人更希望民众爱戴他而不是畏惧他。 

爱好与工作上的“抓大放小”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工作方式上都有某种“抓大放小”的特点。他们当然紧紧掌握重大方向和关键人事,但并不一定亲自处理每一项日常事务。毛泽东有周恩来等人承担大量政务,邓小平则通过高层分工推动具体工作,江泽民执政时期也保留了较为明显的集体领导和专业分工。最高领导人掌握最终决定权,并不等于所有事情都必须由他亲自过问。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甚至需要固定牌友。桥牌需要耐心、合作和判断。它不能自动培养好的政治制度,但一个愿意把时间花在牌桌上的领导人,至少能把部分注意力从权力中抽离。毛泽东喜欢游泳和看戏,江泽民喜欢唱歌、演奏和写诗,也都说明他们并非每时每刻都把自己置于“工作机器”的状态。 

相比之下,一个没有稳定爱好的领导人,更容易把所有时间用于权力计算。他会把会议、批示、检查、讲话和组织调整填满自己的日程,也会对下属的每一个动作保持不安。只有当所有大小事情都经过自己,才觉得局面在掌握之中。 

这正是“爱好少”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不是因为不娱乐就一定残酷,而是因为当一个人的全部满足都来自权力时,权力就不再只是治理工具,而会变成生活本身。此时,放权不再是管理技术问题,而像是从自己身上舍弃一部分快乐。 

没有个人爱好的领导人,容易把折腾社会当成一种乐趣

朱元璋可以作为一个极端例子。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生活长期处于饥饿、动荡和战争之中,很难拥有稳定的文化娱乐生活。习近平类似,年轻时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也没有条件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他对戏曲、饮酒和民间娱乐抱有强烈戒心,曾说“声色乃伐性之斧斤”,认为沉迷声色会损害人的本性和事业。 

后世关于明初禁娱的记载,往往带有夸张色彩,但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政治倾向:统治者把自己的生活伦理强加给全社会。皇帝不喜欢的东西,臣民也不应喜欢;官员不能“躺平”,百姓也不能享受闲暇。社会被要求持续劳动、服从和警惕,娱乐则被视为懒惰、腐化甚至犯罪。 

这类政策通常难以持久。朱元璋去世后,宫廷、官僚和民间的娱乐需求很快重新出现。统治者要求臣民禁欲,自己却不可能永远禁欲,这种双重标准终会使禁令失效。

历史上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唐玄宗精通音乐和擅长歌舞,这可能与他的鲜卑血统和习俗有关;宋徽宗绘画水平极高,南唐后主李煜擅长诗词,明熹宗喜欢木工。可是,爱好本身并不等于美德。晚年的唐玄宗沉湎歌舞,宋徽宗把艺术趣味置于国家治理之上,李煜更成为亡国之君。爱好可以让人保持人性,也可能让人玩物丧志。关键不在于娱乐多寡,而在于能否把握权力、责任和享受之间的边界。 

最值得警惕的是:一个人是否只剩下权力这一种兴趣,是否把所有不同意见都视为对自己的冒犯,是否容不下社会自发产生的娱乐、思想和生活方式。 

江泽民与习近平:两种不同的公众气质

习近平曾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的爱好包括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游泳、爬山以及多种球类运动。这些爱好听起来十分丰富,但公众能够看到的实际活动并不多。与普京骑马、游泳、练柔道等经常被报道的场面相比,习近平的个人兴趣更多停留在访谈中的自我介绍,缺少持续、具体的公共呈现。 

这并不能说明习近平没有个人爱好,一个人也不必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休闲生活。问题在于,政治风格会通过许多细节表现出来。江泽民愿意让人看见他唱歌、吹笛子、弹吉他,甚至允许自己在网络上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习近平则更强调纪律、统一、服从和权威。前者的公众形象更像一个有脾气、有兴趣、会开玩笑的老人,后者则更像一个把组织和国家都纳入严格管理体系的最高负责人。 

在习近平执政后,中国政治明显强化了集中统一和全面控制。党政机构不断调整,最高领导层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介入越来越深。用公司作比喻,董事长本来应当确定方向、任命管理层、监督经营;如果董事长连部门日常事务都反复干预,CEO和各级经理就很难真正承担责任。长此以往,组织会变得谨慎而僵硬,所有人都等待上级指示。 

这不只是工作效率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松弛程度。要允许不同兴趣和生活方式存在,不是所有事情都须由权力统一安排。否则,社会就会逐步失去自主空间。 

娱乐不是堕落,而是权力的缓冲带

官员也是人,并不是由某种“特殊材料”制成的机器。他们有家庭、有情绪、有休息和娱乐的需要。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不应要求官员成为没有欲望、没有弱点、永远正确的圣人;它更应该通过制度限制权力,使官员即使有欲望,也不能随意把个人好恶强加给全社会。 

当官通常有两种满足:一种来自权力本身,另一种来自权力带来的物质待遇和生活享受。完全沉迷物欲的人,容易腐败;完全沉迷权力的人,则可能走向极端的控制。前者想占有更多,后者想决定更多。相比之下,有稳定爱好、有私人生活、能够从工作中暂时抽身的人,则更容易接受分工、妥协和授权。 

比较而言,欧阳修的“与民同乐”,就比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具成熟的政治智慧。治理者当然要承担责任,但不能把忧患变成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也不能因为自己选择了苦行,就禁止别人享受生活。一个真正有自信的领导人,不需要靠剥夺民众的娱乐来证明自己的勤奋,也不需要靠制造恐惧来证明自己的权威。 

总之,领导人可以有爱好,社会更应该有爱好;领导人可以“与民同乐”,民众也应当拥有不被打扰的生活。一个不把娱乐视为罪过、不把松弛视为懒惰、不把个人好恶当作天下尺度的政治,才更接近人性,也更不容易滑向专横的独裁。 

江泽民的多才多艺,从个人气质这一角度看,确实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案例:一个喜欢音乐、戏曲、语言和交往的领导人,更愿意把自己展示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更容易在政治生活中留下某种幽默、松弛和弹性,不容易走向独裁。 

202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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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8-15 15:51:17

爱好多,且自吹和张扬,更具欺骗性,令人看不清其本质。看江主席力排众议,坚决彻底迅速镇压法轮功,就知其初心强劲。当年,在一位老上级在席间对江主席的风流有趣感到欣赏时,我就说过,当他说一些宽容和民主的言论时,就意味着他将要或正在收紧统治控制,有往绩可循。

毛主席也有很多爱好,其诗词是当代一绝,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中,毛主席的诗词在现代各文学作者中,比列最大。另外,毛主席也常年爱好对各行各业包括科技行业进行各种深刻广泛的指导。

1955年,毛泽东在他亲自召开的一次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有李四光、钱三强出席,在会上毛主席问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毛主席却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还有关于毛粒子传说,刊登于七十年代末的我国的《科学世界》。

邓主席爱打桥牌。

习主席爱看和踢足球。

而所有核心的共同爱好必杀技是,对各行各业包括科技行业进行各种深刻广泛的指导,且是日常表演工作,众必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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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u3331留言时间:2026-08-15 15:17:24

古训:人无癖,不可交。

博主言之有理。的的确确,像有些活了一把年纪,居然自己母语都马马虎虎,衣农不分,恐怕除了权、钱,就一无所好。想寻开心,就折腾人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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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一首地方情歌怎样脱胎换骨演变成全国头号红歌

 一首地方情歌怎样脱胎换骨演变成全国头号红歌


  往事钩沉: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占延安,蒋介石要亲往视察。当地负责文宣的部门受命要向总统祝捷,火急无奈,拿来现成的《东方红》,将歌词稍改一二,改成“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合辙押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唱遍全城


  老高按:郭德纲“擅改红歌歌词被立案”的新闻沸沸扬扬,让人好气又好笑,这种事儿也被举报,引发了群嘲。改动红歌久已有之啊,有人翻出师胜杰的经典相声作品《醉酒歌》,他一口气调侃了那么多歌曲,不乏《祝酒歌》等红歌,尤其是将《洪湖赤卫队》的著名唱段改了歌词,成为节目的高潮:“……你要将儿埋在那白酒厂,将儿的脑袋冲着酒缸,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你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还想起郭德纲好几年前在一次节目中将样板戏《红灯记》的样板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别出心裁把京剧和二人转嫁接到一起,每一句都上半句是原京剧唱腔,下半句接上二人转旋律,衔接得天衣无缝,惹人捧腹!
  以前不是事,现在成了事——这次我家乡武汉的有司竟煞有介事“立案”!今天又见网载:原定郭德纲在西安的演出被取消……种种奇葩怪事,让人笑掉大牙。
  恰好读到介子平的文章《一首情歌的政治化过程》,将多首红歌的前世今生梳理得明明白白,正如该文后的一则跟帖所说“有利于对当下错乱认知去魅”。这么有趣又有料的文章,不可不端出来与大家分享。我还清楚地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告别武汉、告别中国时,武汉一帮诗朋文友在老诗人曾卓的家里聚会欢送我,作家、诗人胡发云的已故妻子李虹,是位老红军的女儿,说你们都不知道《东方红》原来的歌词吧?我唱给你们听——她改用陕西方言唱起来:“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而嘿哟,一人一个女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词,笑声把屋顶都要掀翻!
  我忽发奇想:若有人用《东方红》曲谱,引吭高歌原来的歌词“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会引发什么样的风波?打什么样的官司?


  一首情歌的政治化过程

  介子平,介子平的书房 202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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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为传唱的《东方红》的曲调,源自晋西北民歌《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嘿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病得粗又长。”

  晋西北虽处穷乡,却是民歌的热土,晋西北民歌虽说高亢嘹唳,铿然山动,却多在响遏的当间,带有一丝的悲凉凄迷,怆然怅惘。此调在比兴中,以彼物比此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为一首典型的情歌。据刘炽回忆:“我们剧团有几个老民间艺人。一个叫方宪章的,以前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拳脚也可以,他教了我很多民歌,其中有一首晋西北民歌《芝麻油》。”
  后来有人依此调填词为《白马调》:
  “妹妹的脚,尖又小,上面还绣着一对鸳鸯鸟。有心摸一下妹妹的脚,呼而嘿哟,又怕惊飞了鸳鸯鸟。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个八路军粮。有心回家眊姑娘,呼而嘿哟,打日本就顾不上。
  荞麦皮,落在地。娶的个老婆不如妹妹你,把她卖了个活人情,呼而嘿哟,咱们二人打伙计。
  煤油灯,不接风,香油炒的个白菜心,红豆角角抽了筋,呼而嘿哟,小妹子你坏了心。
  骑红马,跑沙滩,你没老婆我没汉,咱二人好比一个瓣瓣蒜,呼而嘿哟,亲的哥哥离不转。”

  另一版本的《白马调》则唱道: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而嘿哟,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而嘿哟,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而嘿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白马调》又名《骑白马》。“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直白而鼓劲,长征路上的红四方面军当年提出的也并非“驱逐日寇,救国救民”之类的号召,而是“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样的物质化诉求。1937年,刘兆吉随长沙临大湘黔滇旅行团沿途采风录到一首民谣:“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装扮起来如仙女,人人看见心喜悦。同胞快穿武装衣,各执刀枪杀前锋。努力杀到东京去,抢个回来做夫人。”刘兆吉不喜欢这首,对指导老师闻一多说“野蛮”,被闻批了一顿,说他还是孔夫子那套。
  刘志丹、高岗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后,《白马调》开始掺入政治因素:“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闹革命,呼儿嘿哟,他带队伍去打横山。” 
  1944年,延安鲁艺秧歌队在绥德分区演出,途经乌龙铺,住在骡马店里,得知有两个移民模范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也住在这里。所谓移民,指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葭县、吴堡、无定河一带,人多地少,人均不到半亩地。而延安以南的南泥湾、豹子湾、金盆湾一带却地多人少,急待开垦。王震率三五九旅首当其冲,但毕竟部队人力有限,于是边区政府动员北部的困难户到南边去。坐在大炕上闲聊中,李有源说自己为宣传移民编了个歌,遂扯开嗓门唱道:
  “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呼儿嘿哟,咱们边区满地红。
  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呼儿嘿哟,老百姓颂唐尧。
  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呼儿嘿哟,挖断穷根翻了身。
  移民好,移民好,移民工作闹开了,葭县出来延安跑,呼儿嘿哟,移民变工把山掏。
  葭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南劳山,不过几年你来看,呼儿嘿哟,尽是一片米粮川。
  吴满有,马丕恩,高克兰来郭凤英,男耕女织是模范,呼儿嘿哟,咱们和他争英雄。
  咱老乡,仔细听,移民开荒真光荣,各州府县来欢迎,呼儿嘿哟,送了好多慰问品。
  移民开荒真光荣,走到延安开山林,打下粮食兑回来,呼儿嘿哟,有吃有穿好光景。”

  刘炽遂将此调记录,定名《移民歌》,并将词作者填作李有源。
  1948年,赵俪生在解放区跟大家一起唱歌,打头的一首歌便是《东方红》,歌词即:“三山低,五岳高,毛泽东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赵俪生在回忆录《篱槿堂自叙》里说他一边唱着,一边对“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有意见,《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还说“唐尧”二字,“制歌词者还是斟酌了的,没有用‘秦皇’、‘汉武’,用的是大部落联盟酋长。这已是个人崇拜的滥觞了”。唐尧时期即传说中的三代,是个理想化的民主时代,康有为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之为民主,即唐尧时期,也是个最好的时代。
  后来在《移民歌》的基础上,又经小学语文老师李绵绮、鲁艺的公木修改填词,便成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那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嘿哟,那里人民得解放。”并改名为《东方红》。原有四段词,后去掉重复的一段,剩三段。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占延安后,蒋介石要亲往视察,借以鼓舞全国军民士气。当地县里负责文宣工作的部门为在总统视察时献节目,临时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改成“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合辙押韵,一时“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唱遍全城。
  一首情歌的政治化过程,也是由民间到官方的演进过程。同一曲调,存不同歌词,不同传唱。其随意性特点,使之生命力更加顽强,但格调总还是情歌式的。政治语汇利用民歌现成的曲调,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流传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谱曲者创造之不易。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歌曲相比较,利用民歌填词者的生命力普遍更强。
  后来,对另一首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的改造,也采取了同一思路。原歌词曰: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那个文水。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面考烙烙,还有那山药蛋。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那个文水。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那好车马。”

  这首民歌原名《割莜麦》,原属祁太秧歌,是用来贬损交城人的,后来交城人坦然将其据为己有。交城人士华国锋成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后,有人将此歌改编,在广为传唱的同时,还编入小学语文课本。词曰:“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住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那个江山放呀放光辉。”

  借用曲调,填词新用,其做法故已有之,宋词元曲皆如此。借用外国曲调者,为近代常见。李叔同的《送别》,曲调取自约翰·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中的老母》,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采用此旋律,填写了《旅愁》,李叔同留学日本时,又取调于《旅愁》而成《送别》。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新式陆军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袁世凯决定请德国人担任军操教练。为此,徐世昌写了《大帅练兵歌》,用的是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翌年,被两湖总督张之洞抄走,歌名不变。进入民国后,张作霖也看上了这支曲子,歌名未改,后又被冯玉祥抄走,改名为《练兵歌》。1927年9月底(毛泽东)三湾改编后,这支曲子又被红军所用,之后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延用,只不过歌词改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借用的是欧洲儿歌曲调,旋律源自10世纪的格列高利圣咏,17世纪即被法国儿歌《雅克兄弟》借用。传入中国后,由邝鄘填词,创作出了《国民革命军》,成为北伐军的军歌。歌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第二次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人又用这个曲调填词创作了《土地革命》:“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喜欢,真喜欢。”(完)

  原文之后有多则跟帖,有位署名“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读者写道:
  非常棒的文章,有利于对当下错乱认知去魅。文末提到的《雅克兄弟》法文是frère Jacques, 这里的frère指的是修士(它一般的确是兄弟的意思),原文歌词说“雅克修士,雅克修士,睡着了吗,睡着了吗,该敲晨钟了,该敲晨钟了,叮当咚,叮当咚”。所以歌名属于历史误译,应该是《雅克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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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8-15 15:02:29

有人以“芝麻油,白菜心”,和“妹妹的脚,尖又小”等等旧曲填新词而说事。但这些都是属于低俗之歌词。我党一向反低俗,推崇高大上,伟光正。此曲从群众中来,被我党宠幸,填上高大上,伟光正的歌词,脱胎换骨,升华和升格,到群众中去,传遍党土乃至全世界,更一度成为我国实际上的国歌,须从《东方红》起,由我党独占垄断,此乃反映民心所向之历史,得民心者得天下之大势。

所以擅改红歌歌词不单需要最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案和判罪,也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历史虚无主义大加鞭挞。并且要成为个人征信的一部分,在我国手机的监控中,要加上对擅改红歌歌词的侦测,谁乱唱,手机自动报案。

从而,形成人人爱唱红歌,保护红歌的完整和尊严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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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8-15 14:57:22

有人以“芝麻油,白菜心”,和“妹妹的脚,尖又小”等等旧曲填新词而说事。但这些都是属于低俗之歌词。我党一向反低俗,推崇高大上,伟光正。此曲被我党宠幸,填上高大上,伟光正的歌词,升华和升格,传遍党土乃至全世界,更一度成为我国实际上的国歌,须从此由我党独占垄断,此乃反映民心所向之历史,得民心者得天下之大势。

所以擅改红歌歌词不单需要最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案和判罪,也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历史虚无主义大加鞭挞。并且要成为个人征信的一部分,在我国手机的监控中,要加上对擅改红歌歌词的侦测,谁乱唱,手机自动报案。

从而,形成人人爱唱红歌,保护红歌的完整和尊严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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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8-15 14:42:41

老高同志的这一篇也正正证明了擅改红歌歌词与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丘之貉,沆瀣一气。既是反动派,即是反革命。虽然我党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但又取而代之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所以,擅改红歌歌词需要最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案,并从速从严判罪以儆效尤,树我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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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geren留言时间:2026-08-15 12:41:00

做宣传工作的人都知道,搞宣传,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有空子就钻;而且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以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过一段时间,又会用自己的右手打自己的左脸。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或是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一样的。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

ZT 你需要多少钱才能退休:一位美国总统的晚年噩梦

 1877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离开了白宫。他是南北战争中带领北方打败南方的英雄,凭此至高无上的声望选上总统,一共做了两任。

当时总统并无任期限制,一般人效法华盛顿,做完两任走人,格兰特也是如此。再说做总统是个辛苦活,做完八年他已是强弩之末,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等不及地想卸任。

但他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些担心。当时总统没有终身养老金,这个制度直到1958年才建立。而且不像有些总统,格兰特没有富爸爸,所以银行里没有信托基金。内战前他试过好几种职业,都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很失败。

当然他大器晚成,一鸣惊人,成了将军,又做了总统。事业成功后,他结交了阔朋友。有些朋友出于好意,有些可能想捞好处,送给他慷慨的礼物,包括新泽西州长滩的一处避暑别墅。内战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伊利诺州加利纳他父亲的皮革厂做事。镇上居民感谢他在内战中的贡献,送给他一栋房子。

此外,54岁的格兰特拥有2.5万至10万美元存款(相当于今天的73.8万美元和270万美元)。他持有一家矿业公司的股份,每年大约能带来6000美元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8万美元。

根据这些数据,你认为他能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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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多少钱才能退休,是每个人都在想的问题。主流媒体上有些说法挺让人恼火的,有点侮辱智商,比如“你需要100万美元(或200万美元,或500万美元),”或者“你应该有当前收入的70%到80%。”

前者肯定不对,因为每个人的退休需求不一样。后者也说不通,因为退休后的需求取决于退休后打算花多少,而不是目前收入。

一个还算靠谱的说法是4%规则,或者说储蓄应该是预期支出的25倍。这样如果每年提取4%的金额来花,就可以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这条规则在今天的美国可能过于保守,目标太高,美国人民会望而生畏(当然对很多华人移民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即使是这么保守的一条规定,也有两条风险。

首先,它假设4%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但市场波动剧烈,崩盘或长期低迷并不罕见。如果一退休就股市暴跌,然后来个“失去的十年”,钱就会不够用。如果资产配置过于保守,又怕通货膨胀侵蚀购买力。

其次,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钱,不是那么好算。有人退休后搬去小房子,或换到生活成本低的地方。但也有人花更多,因为终于有时间旅行和打高尔夫。最麻烦的是医疗开支,谁也不知道会花多少,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笔花销一般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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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同样面临这两个风险:他(或他的投资)能赚多少钱,以及他计划花多少钱。

他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花两年半环游世界。旅行是个烧钱的事儿。尽管美国政府让他乘海军舰艇旅行,他又经常收到晚宴邀请(当然不用自己掏钱),这趟旅行还是几乎耗尽他所有积蓄。

回家后,他面临一个重大决定:在哪里安家。他有房产,但他不想住新泽西或伊利诺,他想住纽约。格兰特是个朴实的人,并非爱慕虚荣的浮浅之辈。但作为前国家元首,跟达官贵人摩肩接踵,一定的排场是必须的,住所要合乎身份。

当时正是Gilded Age,看过电视剧《镀金时代》的人知道,纽约最时髦的高尚社区的住宅很漂亮,也很贵。格兰特的富豪朋友再次出手,在距中央公园一条街处为他买下一栋气派的房子。

有了心仪的房子,格兰特当然开心。但这件事也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当时国会正在讨论是否恢复他的将军军衔,这样他就能享受终身养老金,这是他就任总统时放弃的福利。但有些国会议员看到他又接受富人礼物,不像需要退休金的人,便不愿再推动这件事。

还有一个问题。住上东区,出入精英社交圈,成本很高,格兰特还得多赚钱。他接受了一家铁路公司的总裁职位,但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管理不善,这家公司倒闭了。

格兰特通过儿子认识了年轻的金融家费迪南·沃德(Ferdinand Ward)。沃德被誉为“华尔街的拿破仑”,被认为是金融天才。格兰特和他合作,成立了“格兰特和沃德”投资公司,将全部积蓄投了进去。哪知沃德经营的是庞氏骗局,还到处暗示自己可以获得特殊政府合同,等于是打着格兰特的招牌招摇撞骗。

格兰特对此一无所知。他为人坦诚,不擅长怀疑朋友,又自认对金融是外行,从没看过账簿。起初,公司看起来风生水起,他也拿到不少分红。但1884年5月,资金链断裂,沃德让格兰特帮他借钱来周转几天,格兰特仍然毫无戒心,用房产作抵押,向朋友威廉·范德比尔特借了十五万。

但骗局还是崩溃了,格兰特倾家荡产,幸而范德比尔特让他和家人继续在房子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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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退休者,投资失败,面临破产,他能怎么办?重返职场是唯一出路。

格兰特周游世界刚回来时,曾第三次竞选总统,失败后没有再动重返政界的念头。此时他已经62岁,一般人在这个年龄很难找到工作。

但格兰特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位著名将军和前总统,很快有人给了他工作:写回忆录。

他以前曾数次拒绝写回忆录,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是文人。现在面对经济困境,赚钱才是硬道理。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发明“镀金时代”说法的马克·吐温在这件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吐温是格兰特的朋友,对他撰写回忆录这件事是鼓励的。起初格兰特与一家出版商谈合同。马克·吐温看了合同后,认为其中条件配不上格兰特的身份地位。

马克·吐温自己有家出版社,是为出版《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专门成立的。他建议格兰特与自己合作。格兰特接受了他的条件。最终他的回忆录由马克·吐温的出版社出版。

写书过程中,有一天,格兰特在吞咽桃子时感到一阵剧痛。他被诊断出患有晚期喉癌。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格兰特每天忍着剧痛写回忆录,与死神赛跑。1885年7月,他写完了最后一页,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国会也在3月份恢复了他的陆军上将军衔和退休金。

这本回忆录取得了巨大成功,为美国历史留下一笔遗产,也为他的家人带来了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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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规划退休真是件棘手的事,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即使尤利西斯·S·格兰特这样的成功人士也会翻船,留下令人唏嘘的惨痛教训。

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其中几个教训今天仍可借鉴。

首先,养老金是个好东西,可以为退休生活提供保障。可惜如今有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其次,投资有风险。格兰特的例子比较极端,但今天也有人被“安全稳健的理财产品”卷走家产。经济起落,市场动荡,更是世间常态。

再者,生活方式一定要符合预算。格兰特在这一点上没做好。当然他也是为声名所累,骑虎难下。我们普通人没这个问题,有钱就多花点,没钱就少花点。这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一部分自己可以掌控。

最后,健康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医疗账单是退休生活的定时炸弹,没人知道它何时爆炸。如果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还好,就怕到时钱再多也没用。

归根结底,没有一个神奇的数字能保证退休安全,也没有万能公式可循。如果有什么普遍真理,也就是你的收入必须足以支付费用。

有一句话很精辟:人生难免踩到狗屎(Shit happens)。

还有一句老话文雅一点:人间唯一确定的,是死亡和赋税(Nothing is certain except death and taxes)。

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

RE 老钱:触目惊心,一目了然

 

老钱:触目惊心,一目了然

触目惊心,一目了然

老钱

7/17/25 

半夜醒来,看到了这样一张图表。

(中国犯罪率最高的族群) 

其标题是《今日笑话:中国犯罪率最高的族群是?》,图里列举了当今中国社会里的犯罪人总人数的人群分类,以及其各自的罪犯率和在总人口中的罪犯率。 

为了读者的方便,我还是将其用文字展现于下: 

  1.          全民:                                   66.4/14亿,      0.04% 

  2.          党员:                                  98/9900万,       1% 

  3.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14/205人,                       7%

  4.           政治局委员:                               3/24人,                   12.5% 

  5.           中央军委委员:                             5/7人,                     71%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世人皆知的事实,在厉害锅/苟苟营/三尺黄泥地(见刀郎的《罗刹海》歌词)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睹目怪状,就是罗刹海里的现状。 

人民日报,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多年来的数据,都是直言不讳的公开事实,都已经是公开承认,路人皆知,不用忌讳的事实。

也xi包子公开,大肆宣传的反腐成果。

但是,低头想想,还是触目惊心,不寒而栗的。这个图和数据,一目了然地显示了,

  1. ·       这个党,这个政权,就是一个罪犯团伙。

  2. ·       爬得越高的人,越坏。

  3. ·       这个制度就是一个罪恶机构,这个司法体制,这套法律系统,就是为了扬恶惩善而建立的;只是控制剥削镇压普通老百姓而设计,为了放纵掌权者鱼肉老百姓而运作的。

这完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暴政。地地道道的黑社会。

中华民族何其不幸,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腐败时代啊!

还奢谈什么“伟大复兴”?!

复兴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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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回复 无云夜空留言时间:2026-07-23 12:20:12

在一个高度法西斯暴政专制下,严格残暴地控制老百姓的自由,当然可以控制犯罪率。但是,残酷的黑暗的盘剥和镇压,造成的社会灾难,一点也逊于社会犯罪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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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回复 无云夜空留言时间:2026-07-23 08:15:25

一个极其专制的社会,可能犯罪率偏低,但是,其法西斯暴力控制和残酷镇压,远远超过了社会犯罪的残暴和惨烈,老百姓实际上经受着更多更严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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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云夜空留言时间:2026-07-22 22:07:56

东亚人犯罪率、家暴率、儿童虐待率、老人虐待率都很低。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制度都低。以前读到百年前西方人的中国游记,感叹到一个城市在正常运行,怎么会看不到警察?想起年轻时在纽约的生活,如果在街上见到巡逻的警察,会无意识地靠近警察走路,感觉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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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回复 白草留言时间:2026-07-21 13:31:28

美国建国250年没有一个总统坐牢,实事求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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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草留言时间:2026-07-21 12:15:10

应该怎么办呢?学美国把犯罪都合法化吗?美国建国250年没有一个总统坐牢,太不腐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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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20 09:05:40

他们才是,他们就是真正的反历史,反常识,反人类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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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20 09:03:46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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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回复 liucarl留言时间:2026-07-20 09:02:39

横行的当然都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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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回复 奥维尔留言时间:2026-07-20 09:01:51

马克思主义及其徒子徒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笑话,是极其惨烈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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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8 17:32:49

放后,登大宝的他们也是反党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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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8 17:32:18

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


特殊材料就是这样炼成的!


解放前,他们是国民政府的反贼。


解放后,登大宝的他们也是反动集团层出不穷,就这样过了前三十年。8964之后,泽民盛世也开启了新时代的特殊材料们的高犯罪率。锦涛之治承前启后,近平崛起更创高峰。

主席的真正传人习总掌握了稳定密码:斗争,在本大少的高瞻远瞩的指导下。

近平非王莽

2013-06-09


近平非王莽
储君已经年
近平似王莽
毛法替周礼


我党的前三十年

2024-08-19

艰辛探索三十年

上下折腾互作贱

众贱方成一至尊

拨乱反正党寿延


催腐反腐

2025-10-27

路线斗争早过时

闷声发财初心齐

斗争常有保活力

催腐反腐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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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ucarl留言时间:2026-07-18 12:04:42

我的一点人生经验:横行的都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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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维尔留言时间:2026-07-18 11:53:19

哈,哈,哈!

从未见过更好笑的真实政治笑话!


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RE 从边城到龙凤:沈从文晚年的另一种辉煌

 从边城到龙凤:沈从文晚年的另一种辉煌


2026-7-13


花半天的功夫,粗粗读了《沈从文集·龙凤艺术》一书,其中1961年11月发表的《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可以看到一个学富五车、博览文物而又极其谦逊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坎坷人生。文章开头谈到《红旗》第十七期中王力先生发表的《逻辑和语言》,沈从文写道:


  • 《逻辑和语言》文章,分量相当重。我不懂逻辑和语言学,这方面得失少发言权……说得对时,或者供作者重写引例时参考;若说错了,也请王先生不吝指教,得到彼此切磋之益……以个人言,思想水平既低,古书读得极少,文物问题也不过是懂得一点皮毛,搞研究工作,成绩自然有限。即谈谈胡子问题,总还是不免有错,有待改正。


这样的文字,如果不了解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和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很容易误以为只是普通的客套。然而,对于一个早已在文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来说,这种近乎自我否定的表达,反而体现了一种真正学者面对知识和历史时的敬畏。


进入文物研究领域以后,沈从文面对的是一个比文学创作更加庞大的历史世界。他深知,器物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依靠想象和才情,而必须建立在大量材料、实物和文献基础之上。因此,他始终保持谨慎,不断提醒自己研究中的局限。


再看《明织金锦问题》的结尾,更能体现这种治学风格。织金锦研究本身是一个国内外都少有人深入探索的课题,沈从文实际上是在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填补国内外研究空白的重要探索之一,但他却写道:


  • 织金锦的历史探讨,是个国内还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个人只是从常识出发来试做分析。这个叙述,由于个人见闻不广,读书不多,难免会有疏略错误。求比较少些错误,合乎历史事实,时待国内专家学人指教,并将材料更集中起来解决。这个简单报告的提出,是期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出真正专家好文章来的。


这样的谦逊,与他早年作为文学家的风采形成鲜明对比。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审美追求和批评立场。他曾以《边城》《长河》等作品影响一代读者,在文学领域拥有独立的声音。然而,进入新的时代环境以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文学创作转向故宫文物研究,意味着身份和社会位置的彻底改变。那个曾经在文学领域充满自信、影响青年知识分子的作家,逐渐成为一个埋首于故纸、器物和图像之间的研究者逐渐成为一个埋首故纸、器物和图像之间的研究者。


这一转变并非轻易完成,他经历过巨大的精神压力,曾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甚至尝试结束生命;后来又选择接受现实,在新的领域重新建立自己的学术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人生不幸中的一种幸运。在文学道路被迫中断之后,文物研究成为他重新安顿精神世界的重要领域。


沈从文关于《谈刺绣》《谈广绣》《花边》等文章,今天看来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他关注的不只是文物本身,提倡的也不只是器物和文献相结合,而是发掘和继承传统工艺背后的设计理念、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这些观点,与后来工艺美术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可惜的是,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随着社会变迁,一些传统工艺出现断层,许多技艺逐渐失传,有些已经难以恢复。


他对于太平天国天王府绣花帐子以及赖文光马褂等问题的鉴定,体现了他将历史文献、图像资料、工艺特点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分析的方法,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文物研究中的经典案例。


当然,对沈从文晚年的文物研究,学界评价也存在不同声音。有研究者认为,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深厚的文学修养、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宏观文化视野,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类型学或器物断代学。因此,他的研究文章往往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和文化解释力,但个别具体年代判断,仍需要结合后来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加以修正。


不过,这并不影响沈从文在中国文物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他最大的贡献,也许并不只是提出了多少具体结论,而是改变了人们看待文物的方式:器物并非冰冷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审美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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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5 17:44:12

基本上没有,国人的眼光,还都局限于所谓的国宝之上。国外的中国器物收藏,也都和考古脱节,是无源之木,加上对早期为数不多的的几次有记录的科学考察与探险,国人动辄冠之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所以一般的研究者,都不愿蹚这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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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4 15:03:57

》》他深知,器物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依靠想象和才情,而必须建立在大量材料、实物和文献基础之上。因此,他始终保持谨慎,不断提醒自己研究中的局限。


不知有否包括日,韩,南洋和阿拉伯的文献,材料和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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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云上咚咚留言时间:2026-07-14 01:52:03

谢谢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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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上咚咚留言时间:2026-07-13 18:03:08

将审美织入了日常,他在教我们怎样凝视我们的传统。

赞好分享。

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

RE 一颗被历史遗忘的石头:史景迁《王氏之死》的史学意义

 

一颗被历史遗忘的石头:史景迁《王氏之死》的史学意义

2026-7-10


2021年的12月26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 - 2021)博士去世。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著作之一《王氏之死》,以文学化的叙事方式重现了17世纪山东郯城一个普通妇人的生命轨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关注。



然而,史景迁的这种写史方式从一开始便伴随着争议。与其同时代的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1923 - 2016)曾从20世纪后期历史叙事理论的角度质疑他的写法,认为这种过于强调叙事和文学表达的历史作品,已经接近文学创作,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1910 - 1998)据说曾以文学家的眼光评价史景迁的写作方式,甚至在私下曾将史景迁形容为“失败的小说家”。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但也无意展开辩驳。这里只摘录知乎上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读书笔记:


  • 史景迁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王氏从琐碎的记载中挖掘出来的史学家。他把王氏形容为一颗石头,潮水褪去之时,在群石中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这颗石头的兴趣并没有随着故事节奏的深入逐渐消散,而是更加鲜明。这种模糊而深远的反应,史景迁将它称之为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史景迁说:我仍然不知道她(王氏)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就像许多县城跟郯城一样。


这句话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并非历史中的偶然碎片,而可能折射出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结构和人生命运。许多人习惯批评西方学者不懂中国历史。包括赛珍珠等外国作家和学者,也曾受到类似质疑。但有时候,正是因为拥有不同于传统内部视角的观察方式,才能发现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外部视角并不一定导致误读,也可能带来新的发现。


  • 2004年,史景迁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华裔历史学教授卢汉超采访了他。在采访中,史景迁总结他的著史路数为: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里的文学,是指通过文字上的表达,来执行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是一种语言形式。但是,文学绝对不是小说。小说是一种体裁,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但历史与文学结合却不等于就是文学,以文论史,归根结底还是历史。而史景迁以文论史的观点,其实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早有定式。他所景仰的司马迁,就是用文的笔法,来著史。鲁迅在其未完之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史记》奉为无韵之离骚,评价这部史作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未文。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历史书写更关注帝王将相、政治事件和宏大叙事,而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女性,往往很难留下自己的声音。史景迁的价值,正在于他能够从有限的历史材料中,寻找那些被时代忽略的小人物,并用清晰、优美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他们重新进入历史视野。他不是把王氏写成英雄,而是让一个本来注定被历史遗忘的普通女人,获得了一个被历史看见的机会。类似的历史转向,在西方史学中也有其传统。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社会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1889—1940)于1924年出版的《中世纪的人:老百姓的历史》(Medieval People),通过几个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展现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日常生活,被视为20世纪社会史和民众史的重要先声。它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遥相呼应:历史不再只是帝王、战争和政治家的舞台,也属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长期以帝王将相、政治事件和战争冲突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传统而言,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也重新定义了谁有资格进入历史。


  • 史景迁从1668年到1672年的地方文献中,提取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脉络,辅以当时造成轰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他不是历史的直接观察者,史料本身才是。而当时的民间文献最贴近当事人的生活,因而能够使历史更加真实而鲜明。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借助了三个观察者:第一个观察者冯可参,他是个福建读书人,1668年到1670年间,在郯城担任知县,于1673年编撰了《郯城县志》,对这个县的困苦的描述写实而鲜明。第二个观察者继任知县黄六鸿。告老还乡之后,黄六鸿在苏州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开始撰写回忆录和官箴,定名为《福惠全书》。第三个观察者,就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


史景迁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并不只是写了一位近古历史上妇人的死亡,而是提醒后人:历史不仅属于创造大事件的人,也属于那些默默生活、承受时代重量的普通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只是寻找那些留下声音的人,也要寻找那些被迫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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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钓翁羡鱼留言时间:2026-07-17 02:45:37

这个观点比较新颖。是的,杞梁(杞殖)在《左传》中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齐国将领,在齐庄公时期率军攻莒战死。《左传》记载他死后,其妻在城下哭夫,齐庄公派人慰问,她坚持礼法,不肯在郊外受吊,而要求依礼入城。他敢于拒绝国君,不卑不亢,这种身份和气度,也不像一般民妇。而且齐国自古至今都出美女皇后,自管仲桓公的时候就开始了。先秦时候的鲁国、晋国、郑国、蔡国、宋国、陈国、杞国、和卫国的王室,都曾娶齐国的姜姓公主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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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钓翁羡鱼 回复 席琳留言时间:2026-07-15 13:40:11

从孟姜这个名字上看,也很像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公室的成员,比如文姜、宣姜等,联想到杞梁是齐国大将的身份,那么这对夫妇绝不是齐国的普通平民。所以,很难说是老百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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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留言时间:2026-07-12 08:15:01

根据沈天佑的观点,早在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所刻画的人物就不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更不是神仙妖怪。而是市井社会里各式各样的的俗人了,到了清朝的《红楼梦》人物形象就更登峰造极了。但这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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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1 22:21:53

其实现代革命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和《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都是和王氏相类似的命运,抛弃政治的原因,自有其划时代的意义和艺术成就,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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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1 15:01:25

要不希特勒是艺术家,毛是诗人兼哲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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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 回复 席琳留言时间:2026-07-11 14:35:53

>>中国的历史研究就有了两条并行不悖的线:一条是躺在二十四史里、属于统治阶级的国家的历史中;另一条是活在歌谣、传说、戏曲里、属于普通大众的“老百姓的历史”。


主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文艺人士指明了深入生活,群众路线为党服务。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从而,断绝了心怀不轨的文艺人士和刘少奇之流借古讽今,隔绝了人民群众对我党的黑箱作业与古代宫廷权谋的联想,更显我党伟光正,毛主席高大上。


到了8964之后,我党把这两条线有机结合,与时俱进,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老中青少童年全方位无死角洗脑,在科技信息时代仍然占据意识形态的据对主导和统治地位,超越历代帝王和前苏东国家的洗脑短板,在各种伟大斗争中愈战愈强。


看中国大陆包括解放后的香港,多难兴党。

看中国软实力,锐实力输出,大小粉红到处出征。

明证我党对历史的掌控,早就超越了古代官史,苏东和1984的境界。


艾琳·鲍尔(Eileen Power)和史景迁之流,根本冇空间可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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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留言时间:2026-07-11 11:57:25

无独有偶,《中世纪的人:老百姓的历史》(英文原著:Medieval People)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社会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于1924年出版的学术经典。该书不仅是“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的先驱之作,更是颠覆传统“帝王将相史”的平民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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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1 11:47:34

这就是所谓老百姓的历史,其实是从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开始,中国的历史研究就有了两条并行不悖的线:一条是躺在二十四史里、属于统治阶级的国家的历史中;另一条是活在歌谣、传说、戏曲里、属于普通大众的“老百姓的历史”。官方历史记录的是帝王将相、开疆拓土的功绩;而孟姜女的故事,则是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农家妇女的悲欢离合。它让历史有了普通人的温度和痛感。

千百年来,孟姜女传说一直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它才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孟姜女传说渊源很早,从战国时期开始就见端倪。其毛坯源自于“杞梁妻哭夫”的史实,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孟姜,一个是杞梁,历史上确有此人,并非虚构。

早在1924年,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以及《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认定孟姜女的原型就是齐国的杞梁妻,肯定杞梁妻哭长城的故事源起于淄博的淄水一带,并将孟姜女传说的原初形态一直上溯到《左传》上的一个故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记载:“齐侯攻伐莒国,大将杞梁战死,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杞梁是齐庄公时期的一个武士,公元前550年,齐庄公率师伐晋,再伐莒,就在伐莒的战斗中,杞梁战死了,杞梁妻闻讯悲痛欲绝,迎灵于郊,不接受庄公在城外举行的悼念仪式,坚持要在宗庙举行正式的悼念仪式。这便是杞梁妻哭夫的故事,也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历史原型,漫长的历史积淀和演绎,将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塑造了成了一个忠于爱情、反抗暴政的妇女,展现出了一场由战争苦役所造成的爱情悲剧。顾颉刚先生认为,“‘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妻’,而孟姜女的故事是杞梁妻哭夫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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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留言时间:2026-07-11 05:03:08

报告文学,传奇文学,纪传体?


点都文学过,历史过我党的故事会风格的革命故事,回忆录和革命史,各种强权机构编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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