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长安和洛阳死了多少人？
2026-11-5
最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汉唐盛世，都曾经历过从人口超过五千万，到官方登记人口不足两千万的巨大落差。前一次发生在东汉末年，董卓之乱、黄巾起义以及随后的三国混战，使人口登记数字大幅下降；后一次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及此后黄巢起义、五代十国的大混乱，也造成了类似的人口灾难。而这两个历史上最牛逼的朝代，都曾经以长安和洛阳为首都。在董卓之乱时，长安都和洛阳经历了严重的人口流失。那么，安史之乱时，这两座城市又有多少人死于战乱呢？这个问题，史书上同样没有记载。
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迎来了号称开元盛世的巅峰。根据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武伯纶等人的研究，天宝年间长安城人口估算存在不同说法，较高的估算达到百万以上。若加上周边京兆府的人口，整个京畿地区的规模更为庞大。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都市之一。可安史之乱对长安人口造成了多大影响，《旧唐书》中并没有留下具体统计数字。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安禄山传》中，也轻描淡写地记载说城邑墟矣。
可在《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中。有如下记录：
可见在长达八年的战乱、搜捕和拉锯战，以及战后吐蕃入侵、随之而来的饥荒与社会动荡中，长安城及周边地区究竟有多少人直接死于刀兵、饥饿和疫病，已经很难考证，但伤亡必然相当惨重。例如在至德二载（757年），郭子仪率领唐军与回纥援军收复长安，在长安城西南的香积寺附近，与安庆绪部将安守忠、李归仁展开了著名的香积寺之战。据《新唐书》记载，唐军及蕃兵共十五万。经过数小时激战，回纥军从侧翼夹击叛军，斩首六万级，生擒二万人。
历史惊人地相似，和汉灵帝一样，当初唐朝的皇帝为了所谓的中兴大业，对回纥国的虎狼之师卑躬屈膝，予取予求。为了酬谢回纥，唐肃宗竟然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天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对大国后世的汉奸卖国贼们，开风气之先，做了非常坏的示范。虽然长安得以避免回纥军队的大规模劫掠，但这场收复战争以及此前的长期战乱，已经使长安人口遭受了严重损失。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当广平王李俶率军收复长安后，回纥叶护王子准备履行约定，在长安城内开始掠夺。李俶下马对叶护拜谢，并劝阻道：今始得京师，人皆侧足而听。若遽大掠，则百姓皆为贼固守，余城不可克矣。愿至洛阳，当如约。虽然长安得以幸免，但文中明确记载了后来收复东都洛阳时，回纥人彻底履行了这一约定：《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记载：
也就是说，广平王李俶阻止了回纥在长安大规模劫掠，但回纥在随后收复洛阳时，确实进入府库和市井抢掠，持续三日。到了762年，唐军再次收复洛阳。这是史朝义政权覆灭前后的第二次收复。《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记载：
相比长安，洛阳因为位居天下之中，成为兵家必夺之要地。唐军与叛军频频在此展开拉锯，因此洛阳受创最巨。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攻取洛阳。第二年元旦，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定都洛阳，年号圣武。公元762年十月，唐军与回纥军再次收复洛阳。回纥军队入城后立刻背信弃义，疯狂杀戮平民、掠夺金银，纵火焚烧房屋，大火烧了几十天（累旬）都不熄灭。更悲惨的是，唐朝本土的朔方军、神策军等部队，也借口洛阳周围的郑州、汴州等地曾是叛军根据地，同样加入到了纵兵洗劫的行列中，沿途抢掠了整整三个月才停止。经安史乱兵和回纥兵的数度劫掠、摧毁，洛阳人口锐减，李庾《两都赋》中的《东都赋》有记录：
长安在757年收复时避免了回纥军队的大规模劫掠，而洛阳却先后遭受回纥及唐军的杀掠，两座城市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很多人忽略了安史之乱平定后，广德元年（763年）对长安人口打击的另一个主角：乘虚而入的吐蕃。他们虽然只占领了长安半个月，但其破坏力惊人。根据《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唐紀三十九》的记载：
这次焚烧和掠夺，使刚刚经历安史之乱、尚未恢复元气的长安再次遭受重创。衣冠士人和普通百姓纷纷逃难，许多人进入山谷避乱。府库、市井和居民住宅遭到严重破坏。那么作为对比，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两京人口变化的影响如何呢？《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黄巢传》记载黄巢曾先后两进长安。第一次，黄巢曾下令禁止部下妄杀，甚至向穷民散发金帛，但其部下本是盗贼出身，并不完全服从军令，因此也不能说长安秋毫无犯。
第二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黄巢传》明确记载：
而且，《旧唐书》卷二百下《黄巢传》也记载了这次洗城，称：
回望汉唐两次盛世，长安和洛阳都曾经历过战火、掠夺和人口流失。董卓之乱如此，安史之乱亦如此。到了唐末，黄巢两次攻入长安，更留下了洗城八万人的血腥记载。奇怪的是，《新唐书》对黄巢洗城记载了八万人这一数字，对安史之乱时长安究竟死了多少人，却没有留下统计。天宝十四载（755年），唐朝官方登记人口约5292万；到了乾元三年（760年），官方登记人口已经降至约1699万。这个落差固然惊人，但户籍数字的消失，并不等于人口全部死亡。
所谓太平盛世、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能够创造多少诗词歌赋、宫殿楼阁，写出多少漂亮的文章和诗篇，史书往往记得清清楚楚；至于王朝崩塌时，究竟有多少百姓死于战乱，又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成为所谓的代价，恐怕就没有人认真统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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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自诩最彻底、最进步的体制中，不须放屁入诗，处女证明入政，朝野争传黄段子，恰恰证明了当权力的傲慢达到顶峰不受监督时，公共审美的粗鄙化、核心权力圈的荒诞化、民间娱乐的底层化、以及外交语言的战狼化，是完全同步发生并互为因果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荒诞剧场和文明底线的全面坍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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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成了劳动创造了人，只有艄公的号子，才是真正音乐的千年不变的低水平重复。
这也是我党前卅年到９０年代末所大力倡导的，我党的双百方针，独尊低俗粗俗的文化，而大力打压禁制各种资产阶级情趣，唯我党大佬秘密独享。这超越了历届秦皇的反僭越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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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淘汰胜大哥 我党低俗却不傻 诛心株连承秦制 反智均贫稳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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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红旗下长大的今朝党国大佬，在此氛围长期浸淫之下，即使有特供的资产阶级情趣享受，言行皆低俗，看今上，国务院发言人和外交部各级人员的言行便知道，相比于在中华民国长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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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按照高山流水故事中的说法，古人当年的音乐素养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到了楚汉争霸的时候南方士兵都能听懂家乡的音乐，三国演义中说曲有误周郎顾，也是讲乐理的。只是后来，历代战乱（尤其是近代浩劫）中，无数精妙的古琴、简字谱、乐书被付之一炬。古代音乐极度依赖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当文人阶层整体被改造或消灭，那些能够曲有误，周郎顾的知音、能够弹奏复杂古曲的琴人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才成了劳动创造了人，只有艄公的号子，才是真正音乐的千年不变的低水平重复。音乐如是，其他文化技术包括中医瓷器茶叶巫术武术也如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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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崩乐坏战国始， 建功立业唯暴力， 比烂比狠比残忍， 只因礼乐不实际。
始皇帝焚书坑儒当然是古乐一绝劫。但秦朝还是有贵族的，他们的资产阶级情趣还是能保留一部分的音乐传承。
唐诗宋词本来基本上是为现成乐曲或新曲填词的。根据古籍和很多唐诗内容，晋朝和唐朝的时候文人雅士是会自己唱歌的，而不是只是做大爷观看伶人表演得娱乐的。
印象中，明清的文人雅士好像没有如是作风？
若然，大概是蒙古人灭南宋的过程甚惨烈而统治百年中汉人是三四等而导致礼乐这些资产阶级情趣基本绝种。而即使汉人逃难南迁，在骑兵追击下，只能带最轻便的生存资料，而轻装逃难。
而从另一角度看，美好事物的失存的数量和质量，也可以用来推测某个战乱动荡时期人口的死亡总数字，阶层分布，和死亡的加速度。
我自己读得书少，不知有没有专业历史人士，和类专业人士，曾从这些角度考察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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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代贵族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按时传下来的只有五经四书，独缺乐经，首先是诸侯王不喜欢，于是礼崩乐坏，最后是被始皇帝焚书坑儒，一把火给烧掉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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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的传统是兵不厌诈。详见三国演义之许攸问粮篇：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 操曰：可支一年。 攸笑曰：恐未必。 操曰：有半年耳。 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 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 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 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 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 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 所以曹操小字阿瞒，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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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多少诗词歌赋
本来基本有曲谱可以传唱，然而绝大部分失传了，唯留平仄韵书作为后世诗词作者的仙杜拉水晶鞋。失传，当然主要是因为频繁的战乱，饿殍千里和屠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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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吧。严肃的统计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并有相对和平和建制的环境。所以，盛世时统计数据相对准确，即使存在有意无意的水分。而乱世时，特别是中国古代的那种不断重复的惨烈的乱世，统计数据的水分自然而然地会更大。后世只能根据乱世时仅存的些少粗糙统计和传说，并根据现世和平时期的统计数据，作旁敲侧击的推测和推论。 与此相对的是，我国前卅年，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相对和平和建制的环境，更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而相关统计数据历来水分大，统计口径不清不楚，这是在古今中外于统计的另类特别境界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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