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學家殞落 余英時安詳辭世
曾慧燕
燕語：驚聞余英時先生在睡夢中安詳辭世的消息，重讀他的遗作《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突然发现此诗文真实贴切代表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沉痛悼念！
一代史學家殞落 余英時安詳辭世
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官网消息及本人求证结果，证实中研院院士、史学泰斗余英時先生（1930-2021） ，8月1日晨於美國普林斯顿寓所，在睡夢中安详辞世，享壽91歲。
余英時院士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學術研究之外，他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於力。
余院士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
余英时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中研院院第10屆院士。
据友人转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与香港新亞書院前院長、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跟余英时份属多年老友，平時经常通電話。陳方正7月29日收到余先生新著，即从香港打電話給他，當時他正在洗手間，不方便接聽，說過兩天再通話。
8月1日美東時間晚上10时兩人通話，談了幾分鐘，只是互相問候。余英时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老朋友都走了，能和你說幾句話真好”。当晚12時（美东时间）余先生又與金耀基通電話，時間不長，也是問候，並重覆“老朋友說說話真好”！金耀基覺得有些不正常，因為以往余英时不會那麼晚還不睡觉打電話，而且覺得他說話的聲音也有点异样，但当时沒多想。
凌晨时分，余英时太太發現他已安祥離世。也就是說，陳、金二人是他生前最後通話的人。
余英时去世後，家人遵照他的遺願悄然下葬，只有住在紐約的兩個女兒回來，和母親一起低调處理完後事，這時余太太才將余英时死讯告訴陳方正，陳即打電話詢問普林斯頓他们的共同朋友，竟然全然不知。陳、金後來回憶，余先生給他們打電話可能已有預感，“這是在向老朋友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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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人物春秋】
歷史學家余英時 寧靜致遠
燕按：既然拙文在我的公众号才發表一天就「短命」夭折了，本來我已尽量刪掉「敏感字眼」，沒想到仍不能倖免。徇眾要求，直接轉帖，「东方不亮西方亮」，「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才说：发文不易，欲看從速！
曾慧燕
導語
美國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著作在華人世界廣泛流傳，他的筆端飽含人文情懷，思想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繼2004年「錢穆熱」之後，中國知識界興 起「余英時熱」。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著作在华人世界广泛流傳，他的笔端饱含人文情懷，思想影响中国知识分子。（陈丽卿摄）
余英時1950 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為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這是他整個人生的重大轉折點。錢穆對余英時的學術思路有重要影響，兩人既有師生之誼，兼具友人之情。
而我何其有幸，在長達38年的“新聞人”生涯中，我與錢穆和余英時兩代宗師都結下與眾不同情誼，為我「美好的仗已打過」增添濃墨重彩，難怪同為歷史學家的「後起之秀」洪朝輝（紐約復敦大學Fordham University副校長）說，我是當代記者中接觸過最多名人政要的“新聞人”（我倒是大方受落）。
曾慧燕在香港时陪伴国学大师錢穆出遊。
在香港時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錢穆大師，並深度報導他的事跡；來美國後，我數度訪問余英時，並蒙余氏夫婦「青睞有加」，給予「特別禮遇」。有次他連時任臺灣聯合晚報總編輯的越洋電話都讬詞不肯接聽，對方轉而透過世界日報翁總編輯求助於我，余院士居然破例受訪，特別給力。
余英時及其夫人陳淑平對我的深厚情誼，是鼓舞我堅守新聞崗位、為歷史作證的動力。
世界日報2013年策劃傑出華人系列專訪，余英時是第一位人選（許倬雲院士是最後一位，我都居中聯絡參與其事）。在我牽針引線下，2013 年8月17日在其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寓所，余英時欣然接受世界日報兩小時專訪，當天訪問由時任聯合報系北美世界日報總管理處總經理兼紐約社社長楊仁烽率隊，總編輯翁臺生及其太座陳麗卿和副總編輯魏碧洲及我一行五人參與採訪。
历史学家余英时2013年8月17日在普林斯顿寓所接受世界日报访问。左起：世界日报总编辑翁台生、纽约社社长杨仁烽、余英时教授、资深记者曾慧燕、副总编辑魏碧洲。(陈丽卿摄)
在此之前的2006年11月，余英時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奇獎時，也曾經接受我的專訪。茲舊文重發，以饗讀者！
人文諾貝爾獎得主 余英時寧靜致遠
被喻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榮獲「克魯奇獎」後說：「這個獎凸顯以華文從事學術研究的地位與重要性，也等於承認華文寫作獲得世界肯定，同時意味美國主流學界對研究中國歷史的肯定。」
历史学家余英时荣获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奇獎。(资料照片)
以「寧靜致遠，淡泊明誌」為人生座右銘的著名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以治中國思想文化史而馳名國際學界。經過逾半世紀的「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2006年11月15日，余英時與非裔歷史學家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John W. Kluge Prize），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預定12月5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余英時教授11月16日在普林斯頓住宅接受《世界周刊》曾慧燕訪問時謙稱，他是「糊裡糊塗」得獎，個人對得獎以平常心對待。早在幾天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已在電話中告知他這一喜訊。他雖覺意外，但內心十分平靜，「獲獎固然可喜，但不會太興奮」。
●學貫中西 卓然有成
畢靈頓館長15日宣布余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淵博，「而他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做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余英時的同儕形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在當代以中文創作的歷史學家中，其作品最廣為流傳」。
余英時學貫中西，橫跨「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兼具學院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之長，並以歷史達觀、思想縝密及分析精辟著稱。
主要以漢語寫作的余英時，高興首次有華裔學者獲得「克魯奇獎」。他說，這個獎凸顯以華文從事學術研究的地位與重要性，也等於承認華文寫作獲得世界肯定，同時意味美國主流學界對研究中國歷史的肯定，所以，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來說，比個人得獎重要得多」。
中國知識界大多認為余英時作為首位華裔學者得獎，對中國史研究學界、世界華人學者都是一大喜訊。如同《紐約時報》報導所言，余英時大部分著作以中文寫成。不過，他強調自己也寫了不少英文論著，除專書「 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還有數十篇份量很重的專門論文在各重要學術刊物和論文集發表。他現在正將這些論文編成兩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面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語集》，即有四冊之多。而這次獲獎，包括他的中文著作在內，殊屬難得。
「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於2003年透過美國國會圖書館設立，以億萬富豪、媒體大亨克魯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魯奇於2000年向國會圖書館捐款7300萬美元，以建立一個學者中心及其他學術計劃，包括克魯奇獎。該獎項專門頒給諾貝爾獎遺漏的領域，以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諾貝爾獎沒有人文科學獎），獎金高達一百萬美元。這是一個國際性獎項，得獎人國籍、語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書寫，目的在於表彰得獎人在人文研究範疇，如歷史、哲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藝文評論以及語言學等方面做出的「重大深遠的貢獻」，故此獎被稱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克魯奇獎評審委員會指出，此獎評選過程相當嚴謹，首先自全球範圍內邀請2000多名大學校長、高等研究機構負責人，以及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提名推薦。評選標準有三項：一、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傑出貢獻；二、在人文科學界具有跨學科的意義；三、對公眾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終審評委會由五位著名學者組成，對經過嚴格審核與篩選後晉入決賽的九名入圍者進行討論，再由圖書館館長親自決定誰得獎。畢靈頓最後選了余英時和富蘭克林為得獎人。富蘭克林是非裔，畢生致力研究美國非裔史，其成名作為《從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魯奇畢生學術成就獎的條件。
克魯奇獎首位獲獎人是波蘭裔哲學家柯拉柯斯基 (Leszek Kolakowski)，代表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2004年度得主是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帕利坎 (Jaroslav Pelikan)與法國哲學家李克爾(Paul Ricoeur)。2005年克魯奇得獎人從缺。
余英時表示，並不清楚誰推薦他角逐「克魯奇獎」，他透露兩年前曾獲提名，當年得獎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魯大學時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著稱。
時年76歲的余英時，對自己成為本年度克魯奇獎得主頗感意外。與他同時得獎的富蘭克林，高齡91歲，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現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余英時是近50年來卓然有成的中國史家，尤其對中國歷史思想、文化別具慧眼，並一直著眼於中國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余英時說自己「一輩子在書齋工作」，得獎原因相信是由於「一生的學術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當作多麽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為媒體炒作對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則「是對學問的大不敬」。
問他如何使用50萬美元獎金？他說還沒有時間考慮這個問題，自得獎消息公布後，來自世界各地的道賀電話及媒體要求採訪的電話響個不停，他感謝大家的祝賀，但「希望這個『熱鬧』趕快過去，讓我安安靜靜繼續潛心學問」。他強調，得獎與否，並不加多或減少外界對自己的承認，他是「被動」的，沒有大喜大悲情緒。
●結廬躬耕 無欲則剛
余英時於2001年6月從普林斯頓大學正式退休，「與太太陳淑平（著名教育家陳雪屏之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倆人生價值觀相同，不僅是生活伴侶，而且還是朋友」，夫妻感情諧樂和合，心靈溝通，他非常滿意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余英时、陳淑平伉俪情深，既是伴侶，也是朋友。图為2001年5月余英时自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時，夫妇俩向出席宴會的來宾举杯答謝。
余英時奉為座右銘的「寧靜致遠，淡泊明誌」，出自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這種無欲則剛的境界，正是余英時一生的追求。他現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余英時居住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附近，退休後逐漸淡出公眾活動，潛心著書立說，尤其向往「東籬採菊」的生活，與當年諸葛亮結廬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轍。他深有體會地說，退休後才有時間寫自己想寫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他希望爭取更多時間讀書寫作，「追求精神上的松下幽徑和銀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橋在「隨筆」中以《聞余英時榮休感興》為題撰文說，余英時「以歷史為專業，只為學術、為國族而求博，也不以當國人導師為己任，平實得很。他今後放下雜務，坐聽露華湘水，閒看風葉楚雲，暫忘魚梁渡頭爭爭吵吵的喧嘩，寫意得很了。」
余英時先後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四年、哈佛11年、耶魯10年、普林斯頓14年，以在普大最久。本來他在1999年就準備退休，但校方非常禮遇，一再挽留，延到2001年才如願以償。
說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書40年，現在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過去沒時間做的事。這是第一次獲得充分自由。」他又謙稱，「我的知識太缺乏，退休後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書」。
他自言為人低調，與世無爭，沒有政治野心，「從來不想撈取什麽」。
余英時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還是圍棋高手。他寫「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動傳神。由於名聲在外，中國的《圍棋天地》雜誌曾經邀他寫文章。一般圍棋國手，在緊要處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條大龍，牽動全局。而余英時正是「歷史研究園地的高段國手」，本著歷史學者的使命感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他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克盡言責，以文章報國，揮董狐之筆，經常針砭時局直言批評，文章震動士林，引起關註。而他國學根基雄厚，文筆精煉，意涵淵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氣和詩才，讀來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底和為文特色，別人學都學不來。他自言這與他少年時在家鄉安徽潛山沒有受過正式學校教育有關，因此思想比較不受拘束。
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小時候碰上抗戰，住過北京、開封、南京，後來從安慶回到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他自言九年鄉間生活，讀了一本「珍貴的、無字的社會書」。
●「余英時熱」 应运而生
余英時1950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為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這是他整個人生的重大轉捩點。錢穆對余英時的學術思路有重要影響，兩人既有師生之誼，兼具友人之情。余英時後來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追思錢穆的治學與為人，讀來感人至深。
余英時後來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師從當代漢學泰鬥楊聯升，獲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及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中國讀書界1990年代掀起「錢穆熱」，繼「錢穆熱」後，2004年1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十卷本《余英時文集》及《重尋胡適歷程》等著作，三聯書店也不甘後人，相繼出版多種余英時著作，「余英時熱」应运而生。這位旅美歷史人文學者，在中國的學術地位日趨重要，著作熱賣，擁有眾多讀者。
余英時的文字可分三方面：專業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評論以及針砭時弊的政論。他的近著《重尋胡適歷程》在中國發行。讀書界高度贊譽說：「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至少還有余英時。」「由胡適看現代中國，是切入現代中國史的捷徑。而由余英時看胡適，又是深入胡適思想的方便法門。」
●自我定位 文化中國人
余英時成為中西方學界眼中的胡適之後的第二位中國知識菁英大師，他本人卻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適第二」。他認為「做自己才最重要」，「余英時就是余英時」，每個人都做自己，這個世界才會豐富多彩。所以，他這輩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學者，但並不膜拜(worship)任何一個人。
自1980年代以來，海外漢語學界開始引起中國讀書界關註，「當代新儒家」成為關註焦點。余英時作為錢穆弟子，被歸入「新儒家」行列，而他也正是以這種身分進入中國知識界視野。有人推崇余英時為「新儒學權威」。他強調，不希望變成某一種權威，「這種事情永遠不要在我身上出現，這是庸俗的東西。」他也不願接受「新儒家」稱譽。
余英時自我定位是一個「文化中國人」他在撰寫《論士衡史序》一文時自我介紹說：「我自問在文化意識上始終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我也曾論證過，『中國』自始便是一個文化觀念。」
余英時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把宗教與世俗關懷結合起來。他說：「與西方知識分子比較，他們具有道德的、政治和社會使命感。」
●「手工業家」 著作等身
華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觀念，余英時對此有非常精闢獨到的見解。他說，立誌是讀書的第一要義，人總要找個誌趣出來，人可以立不同的誌，傳統讀書人一立誌就要做聖賢，做大人物，現在不必立誌做大人物，立誌做好某一種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沒有誌，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說，每個人都應確定自己的人生奮鬥目標，但不需要人人立誌做「大人物」，世上只有一個孫中山先生，不會有第二個，所以每個人都只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對自己負責，「這本來就是老生常談的東西」。
有些人把知識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學者。余英時認為，立誌做生意、辦學校、開個小店、小工廠，都是立誌，跟聖賢立的誌比起來並不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用處，一如李白說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余英時做學問不做筆記、不劃眉批，卻能引經據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對此表示佩服。余英時說：「那也不見得，真正寫嚴肅東西，我必須有書房、圖書館，離開書本，寫東西不習慣、不放心，隨便引一、兩句詩也可能錯一、兩個字，因為人的記憶不可靠。」
他不太相信博聞強記這回事，也不贊成故意去背一些東西，把腦子填死掉了。他服膺愛因斯坦的話：「百科全書能查到的東西，我都不記。」
儘管科技發達，電腦大行其道，但余英時不用電腦，不上網，卻著作等身，迄今出版30多部學術著作，各種風格的文章不計其數。「太太笑我是『手工業專家』，用手『串』字串了一輩子」。余英時笑說。
●以文載道 以身作則
他不但以文載道，更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知識人」。
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基於對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的義憤，他十多年來不曾踏上中國大陸一步，一直堅定不移支持中國民主运动，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組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做了大量工作，卻從不居功。許多流亡知識菁英迄今提到余英時夫婦當年的庇護恩德，仍十分感念。
1978年，他曾以團長身分率領美國漢學研究考察團訪問北京、河南洛陽、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專著《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一書出中文版，有關單位邀請他訪問中國，但他不想遠行，他說「年紀大了，飛不動了。」另一方面，他覺得應該盡量爭取余生不多的時間，再讀點以前未讀過的書，也希望在歷史研究方面多作一點工作，取得新成果。
他認為，一個人要有操守，堅持原則，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不要光聽對方嘴巴說什麽，而是要看他的行為。
他表示，這次得的是學術獎，不必過分強調政治，但他不諱言，從學術、文化立場出發，肯定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價值，他認為這些都是西方特有價值，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適早就在中英文著作中論證過，他覺得有必要繼續深入探討。
他認為，他的自由主義基本立場早已表達得十分明朗，不想多說了。對於實際政治，他「絕對沒有興趣，更無時間捲入。偶然為各種書寫序談到政治，也只是對受壓迫異議人士表示一種精神支援」。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靜靜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來伴」，他說夫妻之間，不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還要有共同語言，談得來，才能產生精神共鳴。另外，體諒也很重要，余英時煙齡長達半世紀，早在大學時代就已開始吸煙，成為與寫作分不開的習慣，而太太卻能諸多包容，「這是很難得的。」他一副幸福滿足的表情。
●余英時小檔案
余英時，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
●學歷：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鬥楊聯陞。
●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1991-1992)。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臺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首屆唐獎漢學獎(2014)
●主要著作：
出版書籍30多部，重要著作包括：《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原載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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