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非王莽
儲君已經年
近平似王莽
毛法替周禮
舉報母親害槍決 紅衛兵懺悔
新京報今天報道1970年代紅衛兵的懺悔,這名男子曾與父親一起舉報母親「反革命」,讓母親遭槍決。
這名男子叫張紅兵懺悔稱,幾十年來走不出內心煎熬,尋求救贖之路。
中共官媒发表评论指陈光诚的行为是“挟洋自重”。这个词汇经常被中共用来做贬义。不过,看来中共经常有意无意忽略,中共就是挟洋自重的祖宗。
If there are two tiger moms with children at the same age in the same community, I would have to feel sorry for their children, as they will have much tougher life while their mothers are more stressful, because of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tiger moms and the children.
不智不化广东人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先生提出“富之教之”论,为先前的某些政协委员提出要边缘化广州话的提案定调。评:德国义工Eckart Loewe义教广西贫困农村留守儿童,当地官员逼其噤声。
这正正显示出一些中共官员的心态:问题是否存在没关紧要;问题要否解决没关紧要;紧要的是不能让外界知道。在二十几年来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这些官员常常的以国家声誉呀安全呀等等来说事。剧情介绍:






中共已故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来先生最近在新晋直辖市重庆打黑,风头一时无两。舆论很多都认为是其在中共权力结构中更上一层楼的政绩,虽然也有认为其树大招风,引致其竞争者集体排斥。
香港苹果日报李平/规模空前的阅兵、巡游、联欢晚会,终于在北京落幕,中共高层和数以十万计负责庆典保安的军警终于放下心头大石,这是他们最快乐的一刻,北京市民也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为庆祝建政60周年,大阅兵展示了号称最为精良的武器装备,却恐惧到北京所有超市的菜刀都要下架;大巡游展示了所谓和谐社会的成就,却恐惧到北京市中心要戒严、市民不得出入,当局这种国庆恐惧症,远甚于去年的奥运恐惧症,防民众甚于防恐怖分子,所为何来?因为,中共背离了1949年邀请各党各派共建新政权时许下建设民主新中国的承诺;因为,中共背离了中国宪法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规定;因为,中共背离了四代领导人一再重申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权者惟有粉饰太平,向国际社会展示所谓中国辉煌60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成就,展示领导人的政绩,无视60年间经历的三年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所造成的人间惨剧,无视听命于一个独裁政党的武装越强大越令人不安。由于十.一庆典夹杂了高层权斗的意味,主政者害怕阅兵、巡游一旦出现差池,就会被国际社会笑话,就会成为党内政治对手攻击的话题,就会危及政权的稳定,因此不惜代价维稳,封锁市中心、封锁互联网,还要北京周边七省区启动「护城河」工程、要各省市严防严打上访者入京申寃,防民众甚于防恐怖分子,.....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有些人如前中共政府总理李鹏先生,和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已经基本享受完六 四红利,从几年前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拉疏自己与六四屠杀的干系,大概是想避免遗臭万年吧。而在任的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及其他一帮由江核心提拨的大员尽管没有双手粘血,然而却已经食过人血馒头——一方面享受有权无责的威严,另一方面由亲戚朋友进行官僚资本主义的行径。
每当我看到一些关于四川震灾的评论,提到什么“坏事变好事”,什么“多难兴邦”,我就不禁摇头兼哼哼:到底是谁的坏事?而又是谁的好事?谁多难了?而又是兴谁的邦?天啊!为什么这坏事不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这灾难不降临到你头上?
经济学家马光远指责温家宝践踏民主,见
http://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11/200811141125.shtml邓丽君靡靡之音十大
胡佳是中共制作出来的一枚与西方民主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棋子,还可在适当的时候显示党国仁政。这些所谓的异议份子,当初并无甚异议,其言行只不过不够主旋律而已,并无对中共统治的对抗。不过,中共内部的一些利益集团,通过专政机器对其打压,真是令佛都有火,这些份子于是就有抨击中共统治的言论,因而就成了异议份子,有的最终成为依法专制(中共的法制)下的罪犯。
关于近几个月的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多有评论说其原因和走势,无非是说房贷市场爆煲,衍生工具作恶。
时有中共政府的发言人说谁谁或事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例如
某西方国家人士拿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头像做涂鸦关于上海的杨佳杀警案,已经有很多文章指出当局公然程序违法。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以往有假唱(Lip singing),现在北京奥运会有Fake唱。
超级强悍!2008年江西高考零分作文(含解码)
尽管我曾犹豫是否要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还是看了。纯从艺术和商业的角度去看,我给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打95分, if nothing is perfect.
One Week to Go,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后狂欢吗?
【明報專訊】北京為整頓好奧運期間的空氣質量,本月20日起採取工廠停工、車輛限行措施等,但京城上空仍多天出現能見度低、空氣污濁情,而官方的檢測數字也顯示,過去4天,北京空氣污染指數均超逾100點,屬於「輕微污染」。但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林少中(圖)昨日堅稱,北京空氣達到「奧運標準」,並覑傳媒不要只憑「肉眼判斷」,而要「相信數據」。
... 冼岩是少数几位活跃网路人士能对中国进行解构分析,其他几位是王力雄,何清链,草庵居士,沈旭晖。
最近冼岩发表了《其实只要照这样办,中国就会变好》http://news.creaders.net/comment/newsViewer.php?nid=351824&id=816768
我认为冼岩此文颇失其一向水准。
翁安模式,其实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中国大陆近20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和冲突,都是结构性的。而各打五十大板,乃至澄清吏治,不过都是技术性的措施。地球人都知道,技术性的措施是解决不了结构性的问题。至于如何解决中国大陆的结构性的问题,王力雄,何清链,草庵居士,沈旭晖以至冼岩,都已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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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中国现行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宏观调控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对权力本身的制衡却是其软肋。由于制衡不力,一方面致使腐败屡治不愈,另一方面导致官民冲突。而官民矛盾的频发,又促使政府必须更加依赖和强化基层与地方的权力,强化社会控制,以压制矛盾,维护稳定,如此即陷入一种“社会矛盾-加强控制-社会矛盾”的恶性循环。这是现行体制最突出的弊端,也是导致当下中国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基层和地方绑架了中央,个别官员绑架了政府,以社会稳定为人质,迫使中央政府接受它自己本来可能也不愿意见到的后果。近年来,发生在广东太石、汕尾等地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地方官员以强力压制基层矛盾,然后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的痕迹。
地方官员的这种能量,源于现行体制下社会稳定对控制手段的高度依赖。维护稳定需要强化控制,强化控制又需要悍吏。在矛盾凸显的情况下,稳定与仁政似乎难以两全。当稳定越来越依赖高压时,地方和基层官员也越来越习惯于运用简单粗暴的高压手段,损公肥私、官侵民利等腐败行为也在高压的屏护下越来越横行无忌。稳定、高压、腐败,似乎缠结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戈耳迪之结。
但是,最近贵州省对翁安“6•28”事件的处理,一剑斩开了这一绳结。贵州省的处理方法是,一方面继续依赖“强化控制”手段,将瓮安“6•28”事件定性为多数群众被少数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而酿成的打砸抢烧事件,以迅速平息事态,维护稳定,并快速搜捕涉案人员,阻绝此一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对酿成官民关系恶化的地方官员也没有姑息,以“工作不作为、不到位”的名义,将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先后免职,直至瓮安县所属的黔南州州委书记也遭免职,党政问责制被运用到新的层次和领域。
这一处理方式,既维护了社会稳定这一“标”,又兼顾了官民关系这一“本”,标本兼治,改善了社会稳定的可持续性能,为政府摆脱“救火队”角色创造了条件,堪称“翁安模式”。翁安模式的关键在于,政府摆脱了原来“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维定式,并没有因为要强化控制以维护稳定,就粉饰矛盾的另一方,而是对双方同时作出处理。既利用基层专政力量维护稳定,又问责地方官员以安抚民心。问责的方式更具有示范意义:不管该地方或基层的负责官员在具体事件中有没有过错,只要发生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和后果,就要承担“工作不作为、不到位”的责任,首先免职,然后再清查具体过错,按党纪国法处置。
长期以来,由于问责制的流于形式,个别官员惹祸、政府背黑锅的事屡有发生。为维护稳定,政府似乎也不得不充当这一“冤大头”。翁安事件中,政府终于走出这一被稳定绑架、与肇事官员绑为一体的怪圈。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政府已找到在现行体制下既不影响稳定,又可以制衡权力膨胀对官民关系之伤害的办法。如果贵州省对翁安“6•28”事件的处理不仅仅只是个案,而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惯例,进而形成制度性的规则,那么整个官场生态将为之一变:专政手段不再是官员个人的护身符,只要造成了官民矛盾和冲突,负责官员至少就要承受“免职”处分。如此,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将维护官民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从而抑制自己以权谋利的行为或不切实际的政绩冲动。
反腐难,因为需要调查、取证后,然后才能作出处理。由于腐败分子本身的力量强大,他们往往有能力阻挠调查、取证的过程。但问责易,因为可以不问原因、过程,只看结果——你造成了这种后果,就必须承担此种责任,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不管腐败势力再强大,也无从予以化解。他们唯一的化解之道就是搁置问责制本身。所以,严于问责不但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必由之径,而且是绕开反腐相对于腐败的力量对比劣势,遏制权力扩张和腐败的方便法门。中国今天的腐败之多及其不可遏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问责不严。而问责不严,很可能是腐败势力以种种理由相阻挠的结果。严行官员问责制,远胜于成立那么多的反腐机构,颁布那么多的反腐文件。因为在腐败网络中,官位都是有价的,需要不断投入一定量的利益资源才能获得和维护。如果一次渎职就必然导致官位的丧失(不管背后是否有利益交换),那么权力腐败就将变成一项投入小于收益的亏本买卖,其从业人员必将越来越少。所以,腐败分子并不害怕成立反腐机构、颁布反腐文件,而只害怕严行问责制;他们也并不阻止反腐机构的成立和反腐文件的颁发,而只阻止问责制的推广与落实。
当然,仅有对市县一级的问责还是不够的。如果只有市县一级权力受到制衡而省部乃至中央二级不受制衡,那么滥权和腐败还是会由上向下扩张。在现行体制下,下级对上级的制衡能力微乎其微。因此,当某省连续有两三个地方“出事”时,该下课的就不止是市县级负责人,也应包括省级负责人。
这种可能导致官风吏治海晏河清的转变,能否实现取决于翁安模式能否得到推广和坚持。如果对翁安官员的问责,只是特殊时期在特殊压力下的权宜之计;如果中央澄清吏治的决心,冲不破重重叠叠的官官相护之网络,那么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权力制衡仍将是现行体制的软肋与不治之症。
就是因为你禁得太成功,我才不知道这是64照片。谁之罪?
关于贵州瓮安骚乱,中共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一如既往,毫不令人意外。这种群体的暴力事件,及其起因,王力雄,何清涟十几年前已有多论述,并且预言了群体的暴力事件不可避免的恶化。
近日中共的喉舌劲推一篇对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的访谈:“中国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8_5_25_19_58_35_55.html
在中国大陆,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些所谓的权贵,在其赚钱的过程中,侵犯了周围一些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伤害到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这些人维权时,这些权贵常会出离愤怒,不择手段的反击报复,并以此形成更恐怖的中国式权威。
動物權益起風云,
愛黨愛狗愛人民。未来时间私有化:谁还有资格进入未来?-当富人开始逃离共同命运 未来时间私有化:谁还有资格进入未来? ——当富人开始逃离共同命运 AI中国 Sep 15 这个时代最让人不安的事情,也许不是贫富分化本身,而是富人掌握了一种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特权:随时离场。城市淹水,抬脚搬去另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