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季羡林被称为国学大师，又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问题，自然免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口述》第二十三次，就观察到中国文化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后朝为前朝修史，做盖棺论定。
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形成了一种无形约束：皇帝害怕史官记载；官员重视身后名；士大夫相信历史终将作出评价；所谓盖棺论定，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体现。日后刘少奇曾提醒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写的，死人是要上书的。可是偏偏碰上一个不信邪不怕上书的怪物，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死亡。
在《口述》第三十三次，季羡林又说中国伟大，但是女人裹脚不伟大，发明茶壶茶杯歪理的辜鸿铭，就更谈不上伟大了：
新中国做过许多备受争议的事情，但彻底终结缠足，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满族妇女历来不裹脚，而且清朝入关以后，也曾多次下令禁止旗人妇女缠足，但对于汉族社会根深蒂固的缠足习俗，却始终无能为力。可见政治权力虽然强大，也未必能够改变社会风俗。同盟会的革命，是让男人剪辫子；国民党的革命，是让妇女放脚。然而法令归法令，社会归社会，终究未能做到令行禁止。直到1949年以后，在强大的基层行政力量推动下，缠足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国之重器，才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季羡林的疑问很值得深思：一个自称礼义之邦的文明，为什么会让无数妇女忍受这种身体摧残，并且延续数百年而不觉其非？这恐怕比歌颂民族的伟大，更值得文化史研究者认真回答。 至于辜鸿铭那套一个茶壶配几个茶碗的理论，在季羡林看来，不过是为旧时代的男权秩序寻找文化包装而已。缠足也好，一夫多妻也罢，其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定义美，定义道德，定义所谓的传统。 说到底，传统并不天然正确，历史也不天然进步。缠足曾经是美德，纳妾曾经是伦理，辫子曾经是国法，三纲五常曾经是天理。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而后来的历史，却往往把这些真理写成笑话。 季羡林终其一生，都在谈中华文化的伟大与民族的前途。但他晚年口述中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片段，最有价值的恰恰不是歌颂伟大，而是承认不伟大。国人喜欢修史，为死人盖棺论定。可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前朝为什么灭亡，而是曾经被奉若圭臬的那些精华，为什么最终都成了历史的注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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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
RE 难得糊涂 之 季羡林与传统文化
RE 斯塔默辞职无产阶级还是地主家里的大多数
斯塔默辞职无产阶级还是地主家里的大多数
戈壁东 06/23/2026
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辞职。斯塔默辞职能让英国有所改变吗？不要期待。
英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斯塔默出现，而是出现了斯塔默。整个欧洲都是斯塔默出现的土壤。英国这几年不断换首相，最后换到了斯塔默这类。事实上整个英联邦都变了色，从澳洲到加拿大，都出现同一类货色。这是本土选择？是某个人改变的？
是英国的印度人太多，法国的非洲人和穆斯林太多吗？活得地球上最优雅的北欧，为什么也突然一夜之间看上去像在第三世界的泥潭里滚过一圈一样？
你知道伊朗走到今天，法国功不可没吗？伊朗神棍的第一代，曾经在法国享受庇护的大爱，并且以此为根据地最终回到伊朗「革命」夺权，制造了今天的伊朗。重复的就是当年在德国流亡的列宁被送入俄国以后，共产主义就此在全球制造了一个多世纪灾难一样。而共产主义祖宗就出现在德国。
当德国的媒体出现一张一个小男孩死在海边的图片以后，整个欧洲的大门就关不住了。满身污垢粗野无理的乞丐成群结队涌入了地主家。毛泽东期待的满身烂疮的无赖在地主家牙床上打滚，给地主戴上高帽子批斗的事，不止在中国发生了，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自由世界实现了。
逆向殖民这个词，其实揭示的就是「无产阶级」使用人口替代成为西方统治阶级的现代版而已。所以共产党变形的极左工党之类可以上台。因为地主家的人口已经被替换了。
达沃斯论坛，在过去几十年里，每一次会议都有一次「忆苦思甜」议程，总是在表达「无产阶级多么可怜」。每次都推出一个「觉醒」名词，比如DEL、比如性别平权、比如彩虹骄傲之类。最后这个世界都因此「觉醒」了。地主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所以白人要舔黑人的脚，要DEL，要黑命贵，要性别模糊、要让性少数成为骄傲和推广。所以家门要打开，放街上的流氓无赖随意进入。在「无产阶级」足够多的时候，就开始用「民主制度」把地主赶出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
用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逻辑；被压迫者翻身得解放，推翻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觉醒和进步」。这些词语，大约出生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人都很熟悉。
索马里人足够多的时候，明尼苏达州就会有「32次到中国去学习管理」的州长。穆斯林和无产阶级足够多的时候，纽约就会出现麻木打你这样的市长。
英国出现斯塔默，加拿大出现卡尼，与俄国出现列宁、中国出现毛泽东是同一个幽灵飘荡的结果。
人类社会总是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次意识形态病毒大感染，这是感染源一直存在的原因。
列宁的苏联解体了，但产生列宁的病毒并没有解体。只是换了一个壳，比如叫达沃斯或者联合国之类。共产主义改成觉醒主义之类。
就像最近一次死了很多人留下大量后遗症的病毒感染，其实是福奇和他背后势力支持的120个实验室的成就一样。这120个病毒实验室，即使关了，福奇和他背后的魔鬼群体还在。灾难就不会结束。
斯塔默只是滚地主家牙床的代理人而已。他辞职，无产阶级还是地主家里的大多数，什么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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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
RE 中国足球与盛世中国
| 中国足球与盛世中国 2026年世界杯男足（FIFA World Cup）大赛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上演。一般人的常识多认为，足球不是美国流行的体育项目，为何美国要接手？ 不过，这次大赛却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美国。 西雅图体育馆里的美国国歌和球迷们自发的爱国热情，震撼了世界。太平洋对岸的不少中国人更是三观震碎了，发出了似是绝望的呐喊： 不是美国人不喜欢足球吗？ 美国多数人在斩杀线里，怎么付的起千元多的门票？ 美国人的爱国很无序，五花八门，但看的出来是自发的！ 他们对着国旗呼喊，为何不对着政党或个人？ 这样的大体育场，据说美国有600多个，5万人以上的超过百个，不是基建很差吗？ 中国队加油，世界杯开赛以来，还一球未输呢！ 不如让美国永远举办世界杯吧？ 。。。 一个不受欢迎的体育球赛国家，能打入世界杯，又接连赢了两场，让许多中国球迷苦思不解。 足球，是我们许多新移民熟悉的竞赛。来到美国，也很少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比赛。 这次美国队的入场，看起来是那么的轻松，可没听说有这个梦啊！反观大陆，足球梦可能比中国梦的口号，叫的时间更长或更响亮。 把足球当成政治，当成脸面，当成中国梦，不是我的发明也不是我的本意。既然许多人的潜意识里，啥事均与政治挂钩，我也只能从这些出发点，拆解小红书上的那些困惑了。 我自小就踢足球，那时候大部分的体育课均是足球。 我中小学时期的足球场是一个标准场地，最大的特点是我们玩球没有规则。老师开始也讲几句要求，但没有人会把规则当回事，玩着玩着就成了个人撒野的游戏。我的印象中，没有踢过一次按比赛规则行事的竞赛。 没有人想做裁判，也裁判不下去。有人想做裁判的结果，最后多以打架收场。 来美后，常年与美国东西两岸的青少年球类训练进行了比较，我发现了不少秘密和区别。 虽然明白个人的经历，未必能反映整体国家的现实。但总的感觉是，中国的足球没有未来。 我在成年以前，就彻底放弃足球了，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却说不出任何的理由。我周围的人对此大惑不解，因为许多人焦虑的血压都崩了。 不看足球，让我省去了许多烦恼，也有了充足的时间，关注其它事情。 80年代电视普及以后，大陆的足球热又上了新的台阶。许多人充满了希望，开始引进所有的国外足球文化，商业模式，甚至球员和教练等。 我依然不为所动。碰到电视的足球转播，立刻换台。 一般人相信：有庞大的群众参加基础，有上不封顶的财力和物力支持，有震天动地的口号背书，有领袖的亲自部署和指挥，足球登上世界的宝座是件指日可待的事件。 类似的事情，还有对诺贝尔奖的渴望等。 想想看，盛世中国如果缺乏男足的闪亮登场，那将是一个多么打脸的讽刺。酷爱面子的国人，彼此心照不宣，许多人在给中国足球鼓劲和施压。 这一系列操作，竟然维持超过了半个世纪，近年来更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结果是中国男足越战越不似男儿，记录多为屡战屡败。本次世界杯的选拔赛，中国男足以十连败的惊人战绩再次无缘全球的体育盛事。
这次参加世界杯赛的48个国家，加起来的人口还没中国多，其中不乏一些人口稀少，极度贫穷落后的小国。 看来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体力量办大事和领袖的意志催化不了诺贝尔奖的奖牌数目，同样也成就不了足球大国的美梦。 近来评论中国足球的文章不少，我终于渐渐稍微看懂了中国队不进球的秘密。 有人说大陆社会的所有腐败均可在男足身上找到。这方面的报道，历年来层出不穷，我就不多谈了。还有人说，花了5000多亿，全部打了水漂，滋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腐败。 有的网友对中国足球的“不长进”恨得咬牙切齿，说出了许多极端的攻击话语。中国高层对足球界的清洗，也从未住手。 谁又知道这些清算是因为腐败，还仅仅是为了泄恨？ 总之，中国足球已经成了上下一致的心病，挥之不去的举国阴影。 还有人用阿Q精神，谈起印度，似乎中国男足不是特例。但中共自称是盛世中国，经济庞大，还有伟大的习思想指引，怎么好意思提0比3打赢自己的印度？ 我对中国足球的观望，超过了半个世纪。生活在美国，让我对中西文化有了切身的体会和对比。才敢写下本篇的随笔。 美国青少年球赛训练（涵盖篮球、棒球、美式橄榄球、足球等），本质上是一个“以体育作为全人教育载体，同时兼具极强商业竞争性的金字塔漏斗系统”。 它讲究的是规则，契约，合作和尊重的最基本人格训练。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领袖的意志和无限放大的政治目的。 美国教练和家长在球场上灌输的精神内核，可以概括为四句极具代表性的“更衣室格言”：“Earned, Not Given”（争取而来，而非恩赐）；“Next Play” 哲学（翻篇心态），绝对禁止垂头丧气或找借口；“Process over Outcome”（重过程，轻结果）；极度的纪律性与极度的自我表达并存。 体育是美国社会公认的“人生模拟器”。家长出钱出力让孩子顶着寒风去踢球，多数人根本没指望他打职业，而是为了让他经历：如何面对失败、如何与讨厌的队友合作、如何服从权威（裁判）、如何在极度疲劳时咬牙坚持，以及如何体面地输掉比赛。 美国没有任何官方的“国家队后备人才库”。它的逻辑是：我不知道谁是天才，所以我让3000万孩子全去打球。通过极其密集的周末联赛、AAU锦标赛，让孩子们在野蛮生长的对抗中自己把头露出来。球探和大学教练像投资人看创业项目一样，坐在场边挑拣那些在惨烈竞争中自然存活下来的“蛊王”。 中国对成材的狭隘定义是：“拿金牌 / 进职业队”；美国对成材的宽泛定义是：“拿到大学学位 / 具备强健心智的社会纳税人”；中国的“尖塔模型”：塔尖璀璨，塔基白骨；95%的孩子在最该读书的年纪每天训练6小时，文化课停留在小学六年级水平。一旦被淘汰，他们既没有文凭，又缺乏社会生存技能，成了计划经济流水线上被废弃的“边角料”，即社会主义的弃儿。 美国走上职业巅峰的“绝对成材率”比中国要低得多。但是，被淘汰的99.9%的美国孩子，没有沦为社会的废品：在美国的系统里，体育没有吞噬教育，它只是给教育镀了一层金。买卖不成，仁义还在。 中国不是孤例。社会主义或极权社会的苏联及前东欧国家均是如此。许多人误以为中国过去的数十年是学习和引进西方。说的没错，但那些仅是皮毛而已。 自由，法制和商业竞争社会的本质，中共没有学也不敢学。因为它需要的是专制，统一和面子，一切全为政治服务，一切都为权力效命。 社会主义的专制封建制度扼杀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当奴性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只能是在仿冒或重复的领域里有限的发展，最后的瓶颈是回避不了的现实。足球和诺贝尔奖仅是人们容易观察到的两个明显指标而已。 中国队踢不进球，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我数十年不看中国队的表演，也是同样的心态。 幻想一下，如果今日的中国队打入了世界杯，又一路成了世界冠军，中国的民众会怎样？世界又会发生什么？你以为那仅是体育盛事？ 不！那是魔幻的中国盛世，那是党的伟大和领袖的英明。 同时也是精神病的高光时刻，结果一定是世界的灾难和地球的末日。 你可能打赌我说错了。 但我敢说，在现行的体制和文化氛围下，你无法用事实反驳我的结论。 --------------------------------------------- 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之际，法国《解放报》将目光放到中国足球队上，登出报道解析，远大梦想之下奈何成绩惨不忍睹。 https://www.rfi.fr/cn 发表时间： 25/06/2026 - 11:41 习近平的“足球梦”雄心勃勃，“龙之队”的表现却为何如此糟糕？ 《解放报》写道，尽管习近平主席推出了宏大的计划，但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在足球领域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将体育政治化的做法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而当局的主观能动性也逐渐消退。 报道续称，在今年的世界杯上，我们看到了佛得角对阵沙特阿拉伯、苏格兰对阵海地、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但却看不到中国队的身影。这个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凭借其“冠军工厂”和数百枚奥运奖牌，已成为全球体育的巨头，但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中却仅排第91位。中国队（绰号“龙之队”）并未让任何对手感到畏惧。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他们曾以0:7惨败给日本，输给了排名更低的印尼，甚至在对阵新加坡时被迫接受了一场耻辱性的平局——而新加坡的人口仅为中国的1/230。 然而，习近平在2011年曾提出三个雄心勃勃的愿望：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主办一届世界杯、并最终赢得世界杯。这位全能的中国国家主席素来以足球爱好者著称，他深知足球对软实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 据巴黎政治学院体育地缘政治专家让-巴蒂斯特·盖甘（Jean-Baptiste Guégan）对《解放报》解释说，“习近平对足球的兴趣首先与国家实力有关。他想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强国，而这需要通过体育实力来实现，尤其是在足球这一第一运动中体现。” 。 2015年，习近平宣布要将中国队打造成“世界最强队之一”，并启动了一项宏大的计划。十余年后，这一雄心听起来却空洞无比。尽管国家层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反而下滑了十余位，且从未接近过世界杯决赛圈。中国队唯一一次参赛是在2002年的韩国世界杯，当时他们甚至未能进一球。甚至主办世界杯的可能性也一再推迟。 报道提及，中国媒体最初曾将目标锁定在2026年，当时正是2010年代中期当局对足球热情高涨之际。随后，他们又将目光投向2030年，尤其是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访华并受到习近平接见之后。但随着下两届世界杯的主办权已被确定，北京可能要等到2042年才能轮到自己，这得益于世界杯的大陆轮办制度。 世界最大的足球学校 报道表示，中国确实在足球发展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为了扩大球员基数，北京将足球引入了所有学校，并寻求了一位不太可能的导师。2012年，中国聘请了美国人汤姆·拜尔（Tom Byer）协助教育部发展校园足球项目。这位五十多岁的教练因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和漫画而闻名，他在节目中向孩子们讲解传球、盘带和射门技巧。北京让他如法炮制，但规模是中国式的。2016年，汤姆·拜尔开始在中国各省的学校巡回，向教师们传授如何从小培养孩子们对足球的兴趣。他的技术建议每天都在电视上播放。 为了培训那些展现出最佳潜力的年轻球员，当局鼓励中国的大型企业资助培训中心。说干就干：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在2012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学校。这里有来自欧洲顶级俱乐部的教练、50个足球场、近3000名学员，以及一个6米高的世界杯奖杯复制品矗立在入口处。 为了激励年轻新秀，当局还下令振兴本土职业联赛，其中的俱乐部都由大企业支持。为了吸引外国球员，投资的闸门被大大打开。在2015-2016年的冬季转会窗口期，中国超级联赛（CSL）的花费超过了欧洲五大联赛的总和。2017年，阿根廷球员卡洛斯·特维斯（Carlos Tévez）在上海的俱乐部中成为世界上薪水最高的球员。 技术细腻但缺乏灵感的球员 报道指出，足球成为了国家目标，受到中国共产党（CCP）官僚体系的严格控制，决策由上层做出。足协主席同时也是中共的副秘书长。然而，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的交织，发展战略却接连失败。2020年实现5000万足球人口的目标（在14亿总人口中）远未达成：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这一统计因基于推断而备受争议），目前有2600万足球参与者，而2024年持证球员仅有53.9万，还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 “中国在个体奥运项目上表现优异，因为成功可以通过重复训练和集中化的训练体系来实现。而足球则依赖于即兴发挥和深厚的本土基础。”体育专家马克·德赖尔（Mark Dryer）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价。中国球员可能技术细腻，但在场上往往缺乏灵感。“中国孩子的教育方式与欧洲孩子不同。他们从小就被灌输‘有对错答案’的观念。但足球并不是一项追求完美的运动，它更需要创造力。” 报道引述曾在中国担任教练的大卫·斯普罗尔（David Sproer）在接受BBC采访时如此解释。 面对这些令其失望的结果，中国当局逐渐放弃了足球雄心。“2018年，让中国成为足球强国的目标基本上停止了，首先是因为房地产危机冲击了国家，然后是新冠疫情。习近平意识到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传递出他希望推广的形象。” 让-巴蒂斯特·盖甘解释道，“由于中国在社会学上并不是一个足球国家，人们对足球的兴趣主要由大企业推动，而他们的发展战略依赖于高薪聘请外国球员。” 38万欧元的贿赂 当局迅速终止了这一趋势，重新掌控了联赛。2017年，每支球队的外援名额开始受到限制，随后又实施了薪资上限，俱乐部也更名以去除大企业的名称。但流入足球的巨额资金却带来了其他问题。腐败和假球现象屡见不鲜，以至于上赛季有超过一半的中超俱乐部在开赛时就受到了行政处罚。 2024年，曾在2020-2021年执教中国国家队的李铁因腐败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他承认操纵比赛，并支付了超过38万欧元的贿赂以获得职位。 自此，足球的热情逐渐消退。“足球仍在所有学校中开展，但培训中心的资源减少了。” 让-巴蒂斯特·盖甘指出，“所有人都明白，足球不再是政治优先事项。那些曾支付高昂费用送孩子进入培训中心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不再受到‘让中国成为足球强国’这一梦想的驱动。” 《解放报》最后提及，尽管困难重重，中国仍然存在一群忠实的足球支持者。由于没有本土球队可以支持，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将目光转到一位裁判身上。马宁是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的中国人。在中国国内，他变成勒社交媒体上的小明星，分享自己为比赛做准备的日常，甚至还与电子巨头联想和海信签下了赞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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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
RE 从小说到现实：被时代埋没的天才
2026-6-22
前一阶段时间，写过台湾云林的廖氏家族。
而在四川垫江的董时进董时光兄弟，就像极了台湾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董时进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却碰上土地革命。廖文奎看到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却碰上冷战格局。两岸的这两个家族，都不兼容于两岸的当权者，都是被时代耽误了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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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和国大总统 廖文毅（1910-1986） |
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1900 - 1984）和右派董时光（1918 - 1961）兄弟 | |
董时进是近代史上，除了赛珍珠的第一任丈夫约翰·洛辛·卜凯（John Lossing Buck）之外，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现状又有国际视野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董时进给毛泽东的信，如果被中共当局采纳，则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可能会与台湾、日本、韩国的土地改革更为接近，而不必经历随后三十年的曲折探索。
先不说这些，看1949年12月前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给中国共产党现主席毛泽东的信：
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则未免言之过当。何以故，请申说之。
甲、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有一些人说，土地与其他物品不同，土地是天然物，房屋等是人造物，故不应同一看待。这种说法也纯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农业土地决不应视为天然物，而实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须开垦，才能变成耕地，而且开垦仅是使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至于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斩荆棘，凿井挖塘，开渠筑堤，平整地面，砌筑梯田，作埂掘沟，排除积水，培养肥性，开辟道路，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这些设施即是土地生产及支持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设施，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产，或者只能很短暂而且微少的生产。所谓农地，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这许多改良工作后的总称，兴都市的房产是地皮加上砖瓦泥木等的构成品的总称，其理相同。举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说：譬如长江及各大河流两岸防水的堤坝，如洞庭及各湖泽周围的圩堤，如江南罗网似的水道，如华北密布的水井，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如海边防潮的大坝，如南方遍地所见的池塘，诸如此类的人造成的成绩，都是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分离的，也可以说即是农业土地的一部分，而且是较重要的一部分。农地的价值，主要的是在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所以在完全未经开发过的边远地方，土地几乎一文不值，而已经开发及改良的农业土地，则价值非常高贵。不多年前，察哈尔绥远诸省放荒招垦，每亩定价一角，而承购者寥寥，然而内地熟田则每亩至少值十元，超过数百倍之多，这超过的价值即是人工开发改良的结果。固然这些开发改良的成绩乃是累代无数人力所积留的，而不是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亲手做成的，但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相当的代价。城市的房屋也并非房主自己的劳力所造成，他们也不过是付出了代价。
过去一般经济学家不仅当土地是天然物，而且以为它有不可破坏性，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知道那种学说是错误的。在一些农牧方法不良好的国土，耕地和牧场被毁而放弃的，动辄以千百万亩计，所以才产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伟大运动。中国的水旱灾之严重，和农业生产之低劣，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农业方法不良，致使土壤瘠薄，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若再不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仍当土地是天然物，不可毁坏，以为可以听其自然，毋须继续不断地维持改良，培养肥力，则充其极非使全国变成沙漠与泽国，并使整个民族灭亡不止。
乙、为何不能说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在乡下买田地，乃是一种比较守旧的，小规模的保存钱财的方法，大有钱的军阀官僚买办等并不喜欢多买田地，即使买一些，也仅仅是为安置他们的钱财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门，并非以乡下的大地主著称。这些大富豪的财产，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国。在城市买一亩土地或一座房屋，要当在乡下买几百几千或几万亩田地。钱很多的人嫌在乡下买田地太烦琐，只有二三流的有钱人才喜欢在乡下买田地。至于乡下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概是一些所谓土财主，他们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他们中间虽不免有少数土豪恶霸之类，然而究以驯良的人民占多数。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虽然他们也放账（乡下间凡有积蓄的都放账，固不限于地主富农。特如雇农赚得的工资，农妇卖鸡蛋的存款，为数不多，不好做别的用途，便只好放账，而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但若说他们起家，主要的是由于放高利贷剥削贫民，则殊不足信。因为贫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来，即使他们想借账，也不容易找到借主，即使借得到钱，也只能借到很少数目。乡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债的，多属一些染上嗜好的懒惰浪费的地主，他们有的是田地作抵押，也才有人肯放账。至于勤俭的农民，谁都知道高利贷的危险，决不肯轻易借债。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如果遭了意外的损失，或有紧急的需要，常常是可以找到亲友帮忙挪借，并不一定要走高利贷的路子。所以即使说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农是由于放高利贷起家，然而他们所剥削也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地主，而不是勤苦的贫雇农。
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
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贫农出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不愿在乡下种田，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他很感觉愤恨不平，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要分我们的地。”
我家有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她以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养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仅仅分得三亩，后来丈夫死了，家乡已经久无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她的伤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俭朴，历年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已经买了几处房产，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进来，老三最有钱，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不致遭受损失。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类此的事例太多。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国自古就产生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哲学，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称为落业，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体，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
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面的成见偏见，去仔细地考察思索，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
除了这些关于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论而外，我还另有几点意见和事实，要提醒您：
一、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除去了他们以外，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不没收其财产，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这是把他们当作敌人，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
二、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而独在乡间，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正在从事调查及组织工作，准备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这不啻磨刀霍霍对他们表示：“磨快了就要将你们开刀”，使得凡有土地者（在界线尚未确定之前，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将被分掉）均惶惶不安。他们不但不能庆太平日子的到来，反而感觉还有大难在后头，这决不是开国时所应有的现象。
三、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正当的财产，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保护，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而且没收分配之后，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四、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是以耕者有其田为范畴。平分土地的办法，则是无论自耕与非自耕，都一律平分，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这种办法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两端都不符合。
五、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六、历来政府的税捐多是以地亩为主要根据，今后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现状，推行累进税率，将重税加在大富人身上，而减轻贫民的负担。若是将土地一律平均的细分了，则每一户有一小块土地的人家，都须平均负担国家的开支，不但他们会感觉繁苛，发生怨恨，同时政府收税的困难也会增加。
七、中国的耕地，本已肷分割过分零碎，于经营上颇多妨碍，再要人人平均细分，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减少农业生产。
八、有一些人说，土地改革之后，因农民生产情绪提高，结果使产量显著增加。我们对于这话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究竟这生产的增加，（除去天时等原因而外）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党员的鼓励督促，有几分是由于农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绪，是不容易分判的。换句话说，假使没有土改，只要共产党员能同样的去督促号召，或许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还有不可不注意的，所谓情绪，只能是暂时的，久了就会降低，由于一时情绪提高的增产，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长久的。在另一方面，这平分土地的办法，不论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样分给面积相等的土地，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强的，或许嫌不够做，懒惰的及能力弱的，或许还做不好。这种情形显然是不会使生产增加的。不特如此，待和平完全恢复之后，许多人都会嫌他们的土地太少，不够耕种，也不够维持生活，因而他们会纷纷出外做生意，或别谋职业。他们的田地不是出租，便只好留给不能外出的老弱妇女耕种。到那一天，农业生产更非减少不可。
九、横在分地政策的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分地是既定的政策，不过在新解放区暂缓实施，而先推行减租。即是说，土地是决定要分的，但是因为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所以还要等待一些时间。究竟等多久，没有说明，不过大家都以为不久。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都在那里转念头了：现在我的地，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那么，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是一点，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堤岸田埂崩垮也罢，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补？田地随它瘦下去，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更何必花钱去买肥料？甚至于平时应留还土地的谷秆豆根之类，也通通割回来或扯回来作柴烧吧。这样下去一两年，土地会变坏到什么样子，生产会减到什么地步，是很够令人担虑的。还有地上的树木，如桑茶油桐乌桕，以及各种果树和杂木等等，它们的命运尤其危险。地快要分出了，地上值钱的东西还不赶紧搬走吗？在四川解放以前，我接到好几个朋友由四川来信，不约而同地问我：“地是不是真的要分，树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另外我又曾经从几个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乡下许多人都在那里考虑砍树的问题，并且已经有很多树被砍掉了。有一些人还不肯相信土地真会被分掉，有一些以为地政策还有改变的可能，所以还在那里观望。但是时间稍久，大家看清了分地政策势在必行，就会不约而同地实行砍树。这些树木是民族的重要资产，需要多年的保蓄，一旦大批地摧毁了，再等重新栽培长大，要到何年何月？
最后，让我向您献议一个办法，请您考虑：
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那么，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
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规定限地办法，逾额者限期出卖，或由国家给价征收，转卖与自耕种者，令其分年偿付地价。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虽可不必交还原主，但亦应令分得土地者补缴地价，（不妨稍低廉）不愿者可以将土地退还。这样，不但土地被分去者万分感激，不会要求追算旧账，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没有抱怨的理由。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己，现在补缴地价，确定所有权，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释然于中。
我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曾经用过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经读过好多篇主张分地的文章，然而总觉得他们的理由牵强，持论偏歪，根据也不可靠。不见于文字的民间舆论，一般都认为这种办法不公道，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没有成见偏见的，更不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寻找借口来反对土地改革。外间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说。我既不敢当这个头衔，也不能受这个诬枉。我不瞒你，我办得有一个果园，有一百多亩瘠薄的山坡地，为整个国家的关系，我何在乎这一点小小的地皮，何况政府对果园及新式农场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中国，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爱好真理，并能服从真理的，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
这封长信之所以今天读来仍然震撼，不在于董时进预测到了后来的一切，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恰恰触及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最根本的几个矛盾：土地究竟是天然资源，还是长期资本投入形成的生产资料？平均分配与生产效率之间如何平衡？财产权的稳定性与社会公平如何兼顾？农村发展究竟依靠重新分地，还是依靠提高生产力？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董时进的不少担忧，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在董时进看来，土地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和民生问题；而在革命者看来，土地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双方关注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并不处于同一个逻辑体系之中。
董时进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预见未来；而是他始终相信，真理一旦说出来，便有机会改变现实。然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那个革命压倒一切的年代，决定政策走向的不是专业知识和经济规律，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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