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24
既然季羡林被称为国学大师,又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问题,自然免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口述》第二十三次,就观察到中国文化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后朝为前朝修史,做盖棺论定。
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形成了一种无形约束:皇帝害怕史官记载;官员重视身后名;士大夫相信历史终将作出评价;所谓盖棺论定,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体现。日后刘少奇曾提醒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写的,死人是要上书的。可是偏偏碰上一个不信邪不怕上书的怪物,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死亡。
在《口述》第三十三次,季羡林又说中国伟大,但是女人裹脚不伟大,发明茶壶茶杯歪理的辜鸿铭,就更谈不上伟大了:
新中国做过许多备受争议的事情,但彻底终结缠足,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满族妇女历来不裹脚,而且清朝入关以后,也曾多次下令禁止旗人妇女缠足,但对于汉族社会根深蒂固的缠足习俗,却始终无能为力。可见政治权力虽然强大,也未必能够改变社会风俗。同盟会的革命,是让男人剪辫子;国民党的革命,是让妇女放脚。然而法令归法令,社会归社会,终究未能做到令行禁止。直到1949年以后,在强大的基层行政力量推动下,缠足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国之重器,才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季羡林的疑问很值得深思:一个自称礼义之邦的文明,为什么会让无数妇女忍受这种身体摧残,并且延续数百年而不觉其非?这恐怕比歌颂民族的伟大,更值得文化史研究者认真回答。
至于辜鸿铭那套一个茶壶配几个茶碗的理论,在季羡林看来,不过是为旧时代的男权秩序寻找文化包装而已。缠足也好,一夫多妻也罢,其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定义美,定义道德,定义所谓的传统。
说到底,传统并不天然正确,历史也不天然进步。缠足曾经是美德,纳妾曾经是伦理,辫子曾经是国法,三纲五常曾经是天理。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而后来的历史,却往往把这些真理写成笑话。
季羡林终其一生,都在谈中华文化的伟大与民族的前途。但他晚年口述中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片段,最有价值的恰恰不是歌颂伟大,而是承认不伟大。国人喜欢修史,为死人盖棺论定。可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前朝为什么灭亡,而是曾经被奉若圭臬的那些精华,为什么最终都成了历史的注脚。
================= | 是的,评价季羡林,最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他有没有德国女朋友,而是他留学十年究竟留下了什么学术成果。 德国十年,本来是研究德国语言文学、哲学的黄金时期。相比不少留德学者后来留下大量德文译著、学术专著,季羡林几乎没有系统翻译德国文学、哲学经典,这确实容易令人疑惑。回国后几十年,他的主要贡献也并不在德国文学研究,而是逐渐转向梵文、吐火罗文、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 因此,说季羡林是中国最重要的德语学者,并不符合事实;但说他毫无学术贡献,也失之偏颇。他在梵文和中印文化研究方面还是有相当建树的,只是这些成果与他十年的德国留学经历并不完全对应。 至于1957年没有成为右派、文革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晚年受到官方高度礼遇,这更多反映的是时代和政治环境,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的学术水平高低。 民国留学生中,确实有不少人没有取得博士学位,却成为后来中国学界的重要人物,如陈寅恪、钱钟书等。但他们是否称得上“大师”,最终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而不是学历或政治待遇。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终究还是著作、译著和原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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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留学德国10年, 无论如何应当是中国难得的德语专家, 德国文学和哲学都和他学业相关, 没看到他翻译过任何德国名著,10年时间可以翻译几本, 回国几十年也可以翻译几十本。 他自己说当时有个德国女人,否则对于他10年没有学术成就无所谓, 没有sex life是万万不能 。总的来说, 季不是什么学术大师, 他一辈子也就混日子,也因为如此所以57年没有成为右派,文革没有成为德国纳粹间谍。在晚年被政府捧为活宝,可以老死在301医院。 所有民国时期留学后来在国内成为“大师”的文科生基本上是同一套路: 胡适的哥大博士学位是研究道德经, 乔冠华德国不是论文是研究庄子, 陈寅恪日本欧美10多年一直在中国古书堆翻滚, 没有任何西方文化研究, 也没有学位。 钱中书也没有博士学位,然后写《围城》嘲笑别人博士学位“都是克莱登”。 当然许多留学欧美日本获得法律经济西方现代文化博士学位的, 留在大陆者, 要么死在反右, 要么死在1968. 几乎没有能够正常人生活过19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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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之所以去清华大学,就是奔出国留学去的。而季又一直的崇欧抑美,才首选德文专业和留学德国。选梵文也是留德时候才决定的,他自己也说他胸无大志,而且当时没有留学印度的选项,印度是殖民地,比中国还不如。至于他留德十年却不谴责纳粹分子,那是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仇日不仇德。国人本身就等级社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劣根性,季自然不能免俗。季羡林回忆纳粹德国时,更多关注自身求学经历,而较少对纳粹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反思。这既可能与其个人重学术、轻政治的性格有关,也可能与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将日本视为首要敌人的时代背景有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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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席琳 回复 陈家梁子 | | 留言时间:2026-06-27 04:48:06 | |
| 很难简单地把裹脚的起源解释为"为了禁锢女性"。因为中国父权伦理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自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形成,而女子裹脚不过一千年左右的历史。如果禁锢女性是其唯一目的,那么此前两千年的父权社会又是如何维系的?更合理的解释是,裹脚最初可能源于宫廷审美和社会风尚,后来在宋元明清逐渐被赋予伦理和婚姻意义,并最终演变为限制女性行动、强化父权秩序的一种社会制度。换言之,它未必因禁锢女子而生,却确实因禁锢女子而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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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十年学梵文(为什么不去印度学?)。 从来没看到他关于德国历史文化科技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文字,为什么? 他回答国内, 共产党政府一直重用他, 经常出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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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家梁子 回复 席琳 | | 留言时间:2026-06-26 07:18:48 | |
| "读书人打不过老婆"是极端情况。范进就打不过他老婆,他老婆就没缠足。 主要作用是禁锢女性。展开说,就是削弱女性的行动能力,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好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心在家里操持家务。防止她们过多地抛头露面,招蜂引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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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席琳 | | 留言时间:2026-06-26 06:41:23 | |
| https://blog.creaders.net/u/25251/202312/476712.html 真正动摇缠足制度的,并非几篇劝戒文章,而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危机的刺激。过去,三寸金莲曾被视为文明、教养与身份的象征;当它被日本和西方公开陈列为中国落后的标本之后,又迅速由所谓"国粹"变成了"国耻"。历史上许多所谓"传统",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了它的是非善恶,而是在新的文明比较和国家竞争中,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审美会改变,伦理会改变,所谓传统,也会改变。这或许正是缠足史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 民国时期,天足运动和政府禁缠法令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了缠足习俗,但由于基层行政能力有限,加之婚姻观念和乡村社会压力仍然存在,在不少地区缠足依然延续。 直到1949年以后,新政权依靠深入乡村的基层组织、户籍管理和妇女动员体系,将放足与妇女参加劳动、接受教育、社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缠足才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绝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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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席琳 回复 陈家梁子 | | 留言时间:2026-06-26 06:06:49 | |
| 哈哈,这种观点比较新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女子无才便是德",将一半的劳动力禁锢在家里,确实符合传统父权社会维持秩序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至于"读书人打不过老婆"的说法,则更像一种杂文式的讽刺,缺乏史料支撑。刘仲敬的解释也颇有特色,但目前仍属于一家之言,并非学界主流,也缺乏决定性的史料证据。 在《南唐书》《道山新闻》等宋人笔记中,都记载了南唐后主李煜宫中舞伎窅娘的故事。传说她缠帛于足,在金莲台上起舞,后来士大夫竞相效仿。不过,这类记载多成书于宋代以后,与事件本身相隔较远,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较为可靠的是,到北宋时期,缠足已经相当普遍,并主要流行于士大夫和富裕家庭。所谓"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小脚遂逐渐成为一种审美标准和身份象征,到了程朱理学盛行以后,更被赋予了贞静、柔顺、妇德等伦理意义,并逐步融入以父权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伦理。 此后,缠足逐渐与婚姻制度、社会身份以及父权伦理结合,最终演变为一种广泛约束女性身体与社会角色的陋习,在北方汉族地区尤为盛行,并通过母亲、婆婆等女性长辈的代际传递不断得到强化。也就是说,缠足最初未必是为了禁锢女性而产生,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它确实承担了强化父权家庭秩序、限制女性社会流动的功能。这一解释,比简单归结为"缠足就是为了禁锢女人",或单纯认为"只是为了美",都更符合现有史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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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席琳 回复 陈家梁子 | | 留言时间:2026-06-26 05:04:24 | |
| 没错,对于新成立的革命政权而言,更重要的是把原本附属于家庭的女性人口,转变为能够直接组织、动员和管理的成员,为了革命、土改、工业化和国家建设服务。这样,女性获得了更多个人权利,也同时成为国家能够直接组织和动员的社会力量。例如1950年《婚姻法》、妇联组织、劳动动员、单位制度、大跃进、人民公社、上山下乡和计划生育等,都能作为国家直接组织女性的历史证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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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家梁子 | | 留言时间:2026-06-26 03:33:34 | |
| 新中国做过许多备受争议的事情,但彻底终结缠足,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 中共将女性从男性的管制下解放出来,是为了直接奴役女性、让女性投入到国家革命和建设中。传统社会,皇权缺乏足够的控制手段,不得不让父母管制子女,丈夫管制妻子。以维护统治秩序。所谓“三纲”。五四新文化以来,开始废除“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并没有致力于废除“君为臣纲”。而是致力于将所有人都直接置于“君权”之下。而中共具备了足够的控制手段,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
就结果而言,中国女性因为投入了近现代革命和建设,缩小了与男性的地位差距。就这一点而言,算是进步。但中国近现代革命解放女性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追求男女平等,而在于国家权力要直接“使唤”女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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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家梁子 | | 留言时间:2026-06-26 03:21:14 | |
| 很明显,缠足就是为了禁锢女人。贫困家庭的父母不会让女儿缠足。女儿将来要么干粗活,要么当丫鬟。只有富裕家庭的小姐才会缠足,准备将来嫁给士绅或官宦人家。中国的读书人被皇帝圈养,搞得弱不禁风。如果不摧残女人,就在身体上占不了优势。不一定打得赢健康成长的老婆。
刘仲敬有一个解释。他认为缠足是舞鞋瓦房店的表现。唐朝时掌握了波斯传来的舞鞋制作工艺。后来与波斯的交流中断后,舞鞋制作工艺就逐渐退化和失传,就逐步被缠足所替代,以让女子可以翩翩起舞。他这个解释可能在起初确实是这样,但当文人们发现缠足有禁锢女性的作用,就转向了。显然,大户人家强迫女儿缠足并不是为了让她成为舞女,而是为了嫁入同样背景的家庭,以满足男性文人方便禁锢老婆的需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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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未必能够永久决定后人如何解释这些史料。
例如本大少就对之进行魔鬼解读。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学家编辑历史,政客强菅历史。” https://siubuding.blogspot.com/2002/05/blog-post.html
90年代初我还未出国门,就认识到改开的实质不过是放松管制,没有什么了不起,并非我党文过饰非英明高大上。虽然到97年邓小平死时我仍对邓小平有好感和尊崇,
后来,也看到有人比喻,我党一直用绳勒你颈,一脚踩你头,令你勉强可以呼吸生存,后来套颈索放送一点,脚踩得不那么重了,谓之改革开放,你感恩戴德。
所以,很多人能各自独立见解出魔鬼解读,虽然他们是社会中的绝对少数,少于5%。而我党以举国体制,强菅历史和强加历史,总体还是95%的人是有效的,从而能可持续性的维系极权统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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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前人创造的,但是是后人解读的。从二十四史到清代《明史》,再到近现代各种官方史书,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从来都没有完全分离过。古代皇帝有史官,现代有宣传部和党史研究所有立法,权力可以决定哪些史料被保存,哪些史料被作假,那些史料被掩埋和毁灭,但未必能够永久决定后人如何解释这些史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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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曾提醒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太不厚道了。话晒我党代表人民,领导人民,虽然当年的党国宪法未正式规定。而毛主席领导我党,历史当然是毛主席写的,我党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明显是反贼逆贼言论。 主席明察少奇威胁鞭尸,实属自然,除伥杀狈,不计代价摧毁党组织来掀翻清除树大根深的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
也许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毛主席的我党于1975年彻底修改宪法一二章,为党国正名,当然也为我党修史打下宪法基础: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虽然在改开后于1982年在一二章把我党字面上隐去。但2018版宪法又搬回文革宪法。 非我党修的史,皆属历史虚无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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