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难得糊涂 之 关于对文革的清算

 难得糊涂 之 关于对文革的清算

2026-6-14

中国历来并不缺少批评别人的声音，却相对缺少能够把批评的目光转向自身、转向社会机制的深刻反思。即便有所反思，也往往停留在受害者层面，而较少进入施害者层面；停留在个体记忆层面，而较少上升为制度性、社会性的集体记忆。季羡林1998年在他六年前写好的《牛棚杂忆》的序言中说：

 

•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季羡林并非一直站在历史之外观察历史，但他晚年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开始反思这一切。他一方面呼吁受害者和他一样，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个近乎不切实际的期待：希望当年的造反派、批斗者、打人者，勇于解剖自己，也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因为在他看来，仅有受害者的叙述是不够的。

 

• 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这里的算账，并不是简单的报复，更不是秋后算账，而是历史意义上的反思。季羡林特别强调：算的话呢，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算，目的不是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让年轻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知道什么叫做被意识形态裹挟，什么叫做人被当成工具，什么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的尊严。他晚年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苦难被遗忘，而是整个民族对苦难失去了记忆。

 

季羡林口述第六十，也说国人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是一样的意思：

• 季羡林：。。。回憶這個事情啊，我覺得意義很大，就是，那時候，根本拿人，不把人當人看，這個賬到今天還沒有算，我自己以為啊，還得要算一算。要不算的話，這些年輕人哪，不懂了。算的話呢，不是消極的，是積極的算，讓年輕人懂，知道什麼叫作階級鬥爭。加引號的階級鬥爭，這一課我覺得還得補。我有時候覺得，中國人民哪，小事清楚，大事糊塗。這樣的大事，現在年輕人哪，都忘記了，都不知道了，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是個損失。應該抓住這麼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告訴年輕人，中國人民有這麼一個階段。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沒有人敢否認，也有不偉大的地方。不能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而且今天忘記了。

 

同样的话，在季羡林口述第三十五也说过：

• 我說「文化大革命」這個賬啊，還應該算。我說，中國人（有時候）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你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就完了啊？死了多少人啊？現在沒有人提了，再過幾年就忘記了。

关于江青和康生在文革当中的作用，季羡林在口述第五十八有更多的回忆：

 

• 蔡德貴：聽說遲群是康生的親戚。江青、康生還把您的書畫拿去一些。季羡林：就是有一個內部展覽，四人幫垮台以後，江青、康生，等等，不光是我的，北京圖書館的，都拿去，蓋上自己的圖章。蔡德貴：您見過康生的書法嗎？季羡林：沒有見過，康生有什麼書法呢？蔡德貴：現在公布的材料，說康生書、畫都不錯。他自己最看不起齊白石，所以給自己起名叫魯赤水。他的書法據說像奸臣蔡京、嚴嵩等人的，很有功夫的。季羡林：康生後來怎麼處理的？蔡德貴：他死的時候，四人幫還沒有倒台。後來被移出八寶山了。江青被審判的時候，說自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啊！這話您聽說過嗎？季羡林：聽說過。這話沒有錯啊！當時江青啊，到延安的目的，就是釣魚。而且這個魚呢，婦女去釣，一釣准上鉤。後來這個江青怎麼出面的？這個毛知道，江青這個人不是個什麼好東西，就是硬壓她，不讓她出頭露面。出頭露面，是調查誰呢？去調查武訓。武訓這個人，我始終，我當時不了解，憤憤不平。演《武訓傳》的那個趙丹，他臨死還耿耿於懷。蔡德貴：您對武訓一直評價很高的。季羡林：評價很高。蔡德貴：您看過張默生寫的《武訓傳》嗎？季羡林：我知道，張默生，我當過他的學生。他寫過《王大牛傳》，王大牛就是王祝晨。蔡德貴：張默生是被迫害死的。季羡林：哦。蔡德貴：張默生給您上過課嗎？季羡林：這個沒有。我念書的時候，是一師附小。蔡德貴：現在歸實驗小學了。季羡林：嗯。蔡德貴：江青調查武訓，接著就是批判《武訓傳》了。季羡林：那時候是這樣子，先在西四西大街路南的電影局，有一次邀請去看電影，就是外邊還沒有公演的，一個《早春二月》，一個《武訓傳》。座談的時候，我有事走了。當時對這兩個電影，我都是捧的。第二天在報紙上一看，目的不是讓你捧，是釣魚的。捧了以後，你捧了以後，再整你。我因為有事走了。當時我走運哪，座談的時候我走了。

 

中国对于文革的处理，完成了政治责任的归结，却没有完成社会心理的反思。四人帮受到了审判，冤案得到了平反，政治责任在相当程度上被归结到少数领导人物身上；但对于整个社会为何会卷入这场运动，却缺乏同等深度的讨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其中？为什么许多原本善良、正常的人，会在特定环境下变成施害者？为什么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工人乃至普通群众，都可能卷入同一场集体狂热？并且真正值得后人警惕的，往往并不是毛泽东、江青、康生等少数站在权力顶端的人物，而是那些原本普通、善良、平凡的人，如何一步步被裹挟进运动，如何在集体狂热中失去独立判断，又如何在伤害别人时说服自己那是在执行正义。即便是季羡林自己，也有前后矛盾，让人诟病的许多地方。正因为如此，他晚年的反思才更值得重视。因为他反思的不只是别人，也包括曾经的自己。

文革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制造了一批恶人，而在于它能够让许多原本并非恶人的人，变成了恶人所需要的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文革便始终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无法成为一堂完整的历史课。

归根结底，清算文革，并不是向死人算账，也不是向历史算账，而是向人性与社会机制算账。文革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江青为什么成为江青，也不是康生为什么成为康生，而是那么多普通人为什么会在特定环境下放弃独立判断，并最终成为运动的一部分。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文革才不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会成为一堂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课。否则，历史过去了，教训却没有留下；悲剧结束了，产生悲剧的土壤却依然存在。季羡林所说这个账还没有算，大概正是这个意思。因为历史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悲剧发生过，而是人们相信自己已经不可能重演悲剧。当一个社会只记得受害者的痛苦，却不愿追问施害者是如何形成的；只记得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却不愿检视那些使悲剧成为可能的制度与心理机制，那么这个账就仍然没有真正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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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fangbin 留言时间：2026-06-18 13:51:54 这就是所谓的缺席审判了。我们不一定必须依赖当事人的自述才能进入历史解释，但也很难只靠一句高度概括性的判断就“终结性地”解释历史人物。 钱理群那种说法，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归类：把复杂的政治实践压缩进“专制主义者”这一概念框架，用来强调某种权力结构的连续性。这种表达的优点是锋利、抓核心，但代价也很明显。它会过滤掉大量关键差异，比如治理技术、政策逻辑、时代约束、以及同一权力结构内部的变形与张力，也很难完整回答在这个历史阶段和权力结构中具体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 回复 | 0

作者：fangbin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6-18 12:35:47 但从认识人的角度说，却是一种损失。我们不知道他在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这些重大事件中的真实心理变化，也不知道他如何评价自己曾经的判断失误。 我们一定要他的自述才能找出历史的真相吗？我倒是觉得钱理群的那个判断说的完全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专制主义者”。这么一句话，就够了，鲍彤给他美化的“总设计师”一下子相形见绌了。 回复 | 0

作者：hapoi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6-16 12:53:55 我觉得谁也吓唬不了谁，一场革命，一场斗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后人都是为别人哭哭啼啼地捞取自己的好处，这是中国人的特性，如此而已。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hapoi 留言时间：2026-06-15 22:34:12 您提醒得有道理。我并不否认文革结束后，确实有不少人（所谓三种人）在揭发、检举和落实政策过程中受到追究，有些人的结局也相当凄惨。对于受害者而言，无论加害者当年的身份高低、行为轻重，只要造成了伤害，要求追究责任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另一方面，不同群体在平反和追责过程中的处境也确实存在差异。有的人获得了申诉和纠正的机会，有的人则长期背负历史包袱，甚至在后来的岁月里仍难以摆脱当年的影响，更多的是逍遥法外，不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认为讨论这段历史，既不能忽视文革中受害者所承受的苦难，也应当看到文革结束后不同人群命运的复杂变化。历史往往比简单的谁赢谁输谁得利谁倒霉更加复杂，需要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和反思，以警后人。 回复 | 0

作者：hapoi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6-15 16:06:01 我觉得文革中一些有迫害他人甚至仅仅是轻微伤害他人的人，只要有提出被害遭遇的人，都有清算，被清算者的命运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常凄惨的，这是大多数人们想象不到的。当然，如果是在文革中受高干子弟打击的人又是一副永远倒霉的状态。这些事情希望你有公正一点的眼观。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6-14 16:49:41 季羡林自己说过：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奉为处世智慧，但换个角度看，也说明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内心的顾虑。卢梭追求的是把真实的我展示出来，哪怕因此名誉受损；季羡林追求的则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说真话，连古代史家所追求的秉笔直书都没有做到（其实那也只是一直境界，历史上没人做得到，都是春秋笔法）。两者不是同一个境界。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天雅 留言时间：2026-06-14 16:41:41 邓小平作为政治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很少留下可供后人解剖自己的材料。他不写自传，不系统写回忆录，也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内心世界。后人看到的更多是政治叙事中的邓小平，而不是生活中的邓小平、矛盾中的邓小平。从政治上说，这或许是一种高明。因为历史解释权最终留给了后来者，也留给了官方叙事。但从认识人的角度说，却是一种损失。我们不知道他在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这些重大事件中的真实心理变化，也不知道他如何评价自己曾经的判断失误。后人只能从零散讲话和档案中拼凑一个形象。这一点，不如丘吉尔等西方政治人物，甚至不如赫鲁晓夫。 季羡林则恰好相反。他写了很多，留下了大量文字。但问题也正在这里。他敢写牛棚，敢写苦难，却很少深究自己为何相信过某些东西，为何顺从过某些东西，又为何在平反后重新接受了某些东西。他观察别人很犀利，观察时代也很犀利，但解剖自己的力度终究有限。所以我常觉得，中国许多名人的回忆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敢谈遭遇，不太敢谈责任；敢谈别人如何影响自己，不太谈自己如何参与塑造了那个时代。这与卢梭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卢梭最狠的一刀是捅向自己；中国多数回忆录作者最狠的一刀，往往还是捅向别人，把光彩和荣耀留给自己。 回复 | 1

作者：席琳 回复 天雅 留言时间：2026-06-14 16:20:02 邓是政治人物，知道自己的短板，所以他说不写自传，放开了让别人去瞎胡吹。他的几篇自述，也都是权宜之计，言不由衷的。 恢复高考是华国锋治下的事，邓当时不过是副总理，我党历史上凡是有点名堂的好事，功劳都被邓揽了去，坏事都是别人的，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百色起义开始，到刘邓大军淮海战役反右文革高考改开到六四，邓一向如此，吃相非常难看的说。 季的自传，也是舞文弄墨卖弄文采东山再起之后的得意之作，有点儿端着，自觉高人一等，玩世不恭，也没有完全放下架子。缺少的还是知识人的谦卑。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天雅 留言时间：2026-06-14 16:04:35 蒋是曾国藩的粉丝，是相信《日记治国》的行动派。是近代中国写日记最勤、最认真反省自己的人之一。他崇拜曾国藩，相信札记自省日课修身，几乎每天都要检讨自己的言行得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同时代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更有自我约束意识。但蒋介石曾国藩的反省，与卢梭的剖析，其实不是一回事。 曾国藩和蒋介石的日记，本质上属于儒家修身传统。反省的目的，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君子、更有效率的领袖、更成功的政治家。因此日记里的问题常常是：今天是否懈怠了？是否发怒了？是否失礼了？是否辜负了职责？卢梭则不同。他并不急于把自己改造成圣贤，而是试图把自己真实地展示出来。哪怕是虚荣、嫉妒、懦弱、卑鄙，甚至令人难堪的事情，也照样写出来。他关心的首先是真实，其次才是道德。 简单说，曾国藩和蒋介石是在修理自己，卢梭是在解剖自己。修理的前提是已有一个理想人格标准，然后不断校正，让自己成为完人；解剖的前提则是承认自己并不完美，甚至充满矛盾，然后把这些矛盾暴露出来，让自己成为罪人。 所以蒋介石的日记，读到最后往往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要求自己成为圣贤的人；卢梭的《忏悔录》，读到最后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缺陷、甚至令人讨厌的人。两者都难得，但后者需要更大的诚实与勇气。 因此，蒋之日记，和他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没有关系。 回复 | 0

作者：天雅 留言时间：2026-06-14 15:12:00 【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 ---- 为何季不能就文革中的老干部党员有否反省作评论呢？他们中不少，在受迫害之前，不也迫害过别人吗？其中的刘，邓是代表人物。刘死在文革之中了，所以也就没有文革之后对自己迫害别人的反省可能了。但是邓呢？好象没见过他成文的反省。本人一直以为，文革唯一的正面结果是右派平反，地富摘帽，高考入学不讲成分。到底这是否是邓的反思结果呢，还是在胡赵推动下他点头而已呢？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6-14 14:56:44 直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气象万千，河晏海清。 回复 | 0

作者：天雅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06-14 14:55:29 或许最接近的反而是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几乎天天记录自己的贪名、好色、暴躁、懒惰和虚伪，经常骂自己禽兽、无恒、可耻。虽然仍带有儒家的修身目的，却已经有几分自我解剖的味道。 ---- 蒋介石日记颇有此类自省。本人以为与他昄依基督教（还是天主家教？）有关。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奥维尔 留言时间：2026-06-14 14:45:50 是的，季老晚年（94岁）做的《泰山颂》是这样的：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上接九天。 　　吞吐日月，呼吸云烟。阴阳变幻，气象万千。 　　兴云化雨，泽被禹甸。齐青未了，养育黎元。 　　鲁青未了，春满人间。星换斗移，河清海晏。 　　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 　　暮春三月，杂花满山。十月深秋，层林红染。 　　伊甸桃源，谁堪比肩。登高望岳，壮思绵绵。 　　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天雅 留言时间：2026-06-14 14:40:20 像卢梭及富兰克林一样善于刨析自己的名人，中国几乎还没有。 这大概不只是个人勇气的问题，而是文化传统的问题。 西方自从奥古斯丁《忏悔录》以来，就有一种向内审视、自我剖析的传统。到了卢梭，几乎发展到了极致。他写《忏悔录》，连自己的虚荣、嫉妒、卑劣、荒唐都敢写出来，不是为了树立道德榜样，而是为了展示一个真实的人。 富兰克林则是另一种路数。他不写灵魂挣扎，而是解剖自己的成功欲望、生活习惯和人格缺陷，把自己当成实验对象来研究。 反观中国传统，史书发达，家谱发达，墓志铭发达，给别人作传也发达，唯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解剖。 中国士大夫讲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己者讳。文章首先是写给别人看的，是为了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是为了暴露自己的阴暗面。自传往往是自我辩护书，回忆录往往是历史说明书，很少是灵魂解剖书。 因此我们看到的多数中国名人回忆录，重点都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正确，而不是分析自己为什么错误；重点都在说明环境如何影响自己，而不是追问自己如何参与塑造了环境。 胡适、傅斯年、陈独秀、季羡林、巴金等人，都留下了大量文字，但若论对自身弱点、虚荣、怯懦、功利乃至道德失败的坦率剖析，与卢梭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 或许最接近的反而是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几乎天天记录自己的贪名、好色、暴躁、懒惰和虚伪，经常骂自己禽兽、无恒、可耻。虽然仍带有儒家的修身目的，却已经有几分自我解剖的味道。 所以中国并非没有自省传统，而是缺少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甚至解剖对象的传统。中国人善于评史，善于论人，善于给时代下结论，却不太习惯把刀子真正转向自己。 回复 | 0

作者：奥维尔 留言时间：2026-06-14 14:36:01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 这真是季大师的反思么？ 呵，呵，呵。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6-14 14:34:13 http://xysblogs.org/kingsky/archives/5086 无利不起早。季老的泰山颂，也常为人诟病。 回复 | 0

作者：天雅 留言时间：2026-06-14 13:53:30 中国历来并不缺少批评别人的声音，却相对缺少能够把批评的目光转向自身、转向社会机制的深刻反思。即便有所反思，也往往停留在受害者层面，而较少进入施害者层面；停留在个体记忆层面，而较少上升为制度性、社会性的集体记忆。 ---- 总而言之，缺乏同理心。尽管一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古训。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6-14 13:06:34 》》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大的局限，确实是难以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学术与仕途长期捆绑在一起，既造就了一批名臣大儒，也造就了一批御用文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学而优则仕。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讲到底，只有仕途，带来黄金屋和藏娇颜如玉，自从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大兴科举，令天下英雄尽入榖中。这也令在秦朝以来的中国奴隶制社会进入新的境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通往平天下的仕途上，修身就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方可于东方不败。 那位名师，只有黄金屋藏娇颜如玉的境界。在我党看来，无异于躺平。“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就是新中国的治国平天下。 而新中国的文革宪法和新文革宪法都明确规定，党领导一切。中华崛起，就是党崛起。中华是否已经崛起，是否崛起后更崛起高一点这点那点G点，当然由党说了算。崛起，崛起，崛起起。 https://siubuding.blogspot.com/2023/02/re_24.html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6-14 12:41:58 当时连五书四经都不让看，除了八个样板戏和毛语录两报一刊，没有任何精神食粮，根本是愚民和信息封锁。要说对世界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摧残，新中国是头一号。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6-14 12:20:30 历史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当一个政权掌握了定义“人”和“鬼”的权力之后，谁是人、谁是鬼，往往不再取决于行为，而取决于政治需要。所以老季晚年才被称为国学大师，这个称号本身就很有时代特色。它更多是一种社会包装，而未必是一种严格的学术评价。因为国学学问的最高价值往往不是求真，而是致用；不是发现真理，而是进入权力体系。经学如此，理学如此，后来考据学也未必例外。许多学问做来做去，最终都围绕着朝廷、皇帝和仕途展开。于是便容易出现揣摩上意、粉饰现实、文过饰非的现象。从整体上说，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大的局限，确实是难以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学术与仕途长期捆绑在一起，既造就了一批名臣大儒，也造就了一批御用文人。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6-14 12:15:38 我自己小时候超热爱读书，各种书籍。可惜生活在一个文化沙漠的街区，有一间小小的新华书店，后来才知道是可能是世界唯一的闭架的书店。连打书钉的机会也没有。 热爱读书，却读得书少。 一方面沉浸在我党得宣传教育和叙事中，另一方面，偶尔看香港电视（我党时常禁绝鱼骨天线），也接受香港电视剧得民国剧的叙事。也看各种西片。思想相当割裂和分裂。 令我深刻转变的，是在英国留学读电脑硕士时，看《边城》 和香港出版的鲁迅文集---与大陆的同样内容，但不同注释。 Before the information greatwall is built, CCP won't allow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to operate. 1995年我如是论断，开始指导我党网络大外宣的工作。 少不丁的自画像2022-02-12卅年一觉中华梦 党的教育未落空 揭露初心为己任 赞党颂习乐无穷 反斗活用党八股 ---- 少不丁自画像二 2022-06-17 反斗活用党八股 曝露初心不含糊 党的教育未落空 移花接木清流毒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voigt 留言时间：2026-06-14 12:03:59 说得对，一直被斗的人，大多不会糊涂。 不过领导之间的斗争，和普通人的遭遇，其实是两回事。领导今天被整，明天可能翻身；普通人被斗一次，往往就是一辈子。 所以“难得糊涂”不是不知道谁整谁，而是看透之后，如何与那段历史相处。有人一生困在其中，有人最终选择放下。这大概也是季羡林晚年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06-14 12:00:59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白毛女的主题。还有我党各种忆苦思甜的故事中，苦大仇深的人士的总结。 然而，新社会更厉害，大规模系统性把人变成妖魔，那些不愿改造的，或自我改造的慢的，被封为被打为牛鬼蛇神。而牛鬼蛇神被平反后，绝大部分成虫，如季羡林继续为党涂脂抹粉。 回复 | 0

作者：voigt 留言时间：2026-06-14 09:02:00 是不是領導能夠領導，必須進行階級鬥爭，整人。領導相互被整是幫助，整完了還是領導。不存在糊塗與否。 一直被鬥的人，恐怕不會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