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玩物丧志 之 唐朝亡于打马球

 玩物丧志 之 唐朝亡于打马球

2026-11-2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夏商亡于女人，两汉亡于萧何，大清亡于鸦片，大明亡于玩叶子，两宋亡于蹴鞠，那么大唐亡于什么呢？先看看开辟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598 - 649年）是怎么谆谆教导的。根据唐封演《封氏闻见录·卷五》的记载：

•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大好为打球，比令亦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戒。

那么他赖以万世一系江山永固的孙子唐中宗李显（656 - 710年）和重孙子唐玄宗李隆基（685 - 762年），又都是怎么做的呢？同样是唐封演《封氏闻见录·卷五》的记载：

•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断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接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

连他的当皇帝的子孙们都在阳奉阴违，学士们更是拍马逢迎，不亡国就没有天理了。好在还有明事理的两位公知，先后冒死进谏，一位是名不见经传隐居在河南辉县苏门山人刘钢，他曾在唐代宗李豫（726 - 779年）在位的永泰年间（765 - 766年）向薛仁贵的孙子刑部尚书薛嵩（712 - 773年）上书，叙说打马球的危害。虽然薛嵩是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很欣赏这种意见，但是这位官场老狐狸，并没有进一步向皇上反映，只是假惺惺地自扫门前雪，命令在他幕府里担任掌记的文官陆长源（757 - 799年）写了一篇名为《赞美》的文章来表彰刘钢的贤德，如此而已。

• 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耶。薛公悦其言，书钢之言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美之。然打球乃军州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

一位是大名鼎鼎被苏轼（1037 - 1101年）推崇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韩昌黎（768 - 824年）。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在徐州刺史张建封（735 - 800）幕府担任观察推官的韩同学，给这位能吏写了一首著名的长诗，《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备述打马球误国的危害。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韩愈

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
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
新秋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
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
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
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
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
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
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
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

韩愈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和理论抱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理论上，他坚持和力图恢复儒学道统，上《谏迎佛骨表》，不惜远贬千里之外，具有将复古道，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政治上他同情民生疾苦，反对藩镇割据，因反对弊政宫市又一次从监察御史任上贬为阳山令。正是从此政治主张和理论抱负出发，他认同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看法，认为打马球是玩物丧志之举。尤其是作为国家膺寄重任的徐泗濠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更应该怵惕戒惧、茹苦含辛，操练兵马，不忘削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大任。而不应该耽于玩乐，率领部伍进行马球之戏，既影响政务又搞得人困马乏、劳神伤身。然而雄踞一方的朝廷命官封疆大吏张建封并不吃他这一套，直接就把韩同学给怼了回来，说韩同学书生意气，不知戎事：

《酧韩校书愈打球歌》
张建封

仆本修文持笔者，今来帅领红旌下。
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
军中伎痒骁智材，竞驰骏逸随我来。
护军对引相向去，风呼月旋朋先开。
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
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
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
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
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
凡情莫辨捷中能，拙目翻惊巧时失。
韩生讶我为斯艺，劝我徐驱作安计。
不知戎事竟何成，且愧吾人一言惠。

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明代画家李麟（Li Lin，1558–1635年）绘《马球图》（The Game of Polo）局部，现藏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韩同学当然不肯罢休，就不依不饶，又上一本。根据董诰（1740 - 1818年）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三中的记载：

上张仆射第二书（谏击逑书）
唐·韩愈

• 愈再拜：以击球事谏执事者多矣，谏者不休，执事不止，此非为其乐不可舍、其谏不足听故哉。谏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乐不可舍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球之害者必曰：有危堕之忧，有激射之虞，小者伤面目，大者残形躯。执事闻之，若不闻者，其意必曰：进若习熟，则无危堕之忧。避能便捷，则免激射之虞。小何伤于面目，大何累于形躯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牵引相比也，特以击球之间之事明之耳。马之与人，情性殊异，至于筋骸之相束，血气之相持，安佚则适，劳顿则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骤折中，少必无疾，老必后衰。及以之驰球于场，荡摇其心腑，振挠其骨筋，气不及出入，走不及回旋。远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无全马矣。然则球之害于人也决矣。凡五脏之系络甚微，立坐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春秋传》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虽岂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广虑之，深思之，亦养寿命之一端也。愈恐惧再拜。

韩同学果然厉害，他上书不久，不可一世的三军之帅张建封就一命呜呼了。根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张建封传》：

• 十六年，遇疾，连上表请速除代，方用韦夏卿为徐泗行军司马。未至而建封卒，时年六十六，册赠司徒。

由刘钢和韩愈首倡的禁打马球的事，自然就不了了之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两位唐朝皇帝，唐穆宗李恒（795 - 824年）和唐敬宗李湛（809 - 827年），都因为沉溺于打马球，而英年早逝命丧黄泉。于是后来的宋朝人就普遍认为唐朝皇帝沉迷于打马球，是朝廷失国误国的一个原因。

北宋画家李公麟所画《唐明皇打球图》中的李隆基

有一首广为流传的《题明王打球图》就是宋代文学家晁说之（1059 - 1129）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是诗人观看了北宋画家李公麟（1049 - 1106）所画的《唐明皇打球图》后有感而作的题画诗：

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

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

唐敬宗李湛（809 - 827年）

唐太宗李世民当年看见胡人打马球，尚且能够想到帝王举动不可轻率，以至于防微杜渐，焚球自戒。到了唐玄宗李隆基，不但自己沉迷其中，还把马球玩成了宫廷娱乐。韩愈苦口婆心，刘钢也曾冒险进言，可惜这些忠告终究没有改变世风。宋人晁说之看着李公麟笔下的唐明皇打球图，想起了宰相张九龄（678 - 740年）和韩休（673 - 740年），留下了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的感慨，却没有想到，在他们之后，还有来自更晚年代、社会地位更低的劝谏声音，那就是韩愈和刘钢。

唐章怀太子李贤（655-684年）墓唐人打马球壁画

说到底，马球本身并没有亡唐的本事。真正值得玩味的是，当一个朝廷连劝谏之声和人民的呼吁都逐渐听不见时，皇帝究竟是在打马球，还是在打自己的人民，甚至在打自己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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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3 05:40:43 就像《金瓶梅》小说，只特供给高级领导，不供给寻常百姓一样。 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1-02 16:42:44 Just googled. 1. 建国初期的军旅马球（1950年代） 1950年：原国民党32军（商震部）马球队主力队员庞复庭被调到内蒙古军区，开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马球训练班。 1952年：在首届全军运动会上，内蒙古军区马球队进行马球表演赛，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曾观看了比赛。 1953年：在首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会（全国民运会）上，马球表演赛大受欢迎。 1956年：内蒙古军区马球队集体转业到内蒙古体委，此后马球运动随着军队骑兵机械化、现代化及体育体制调整而逐渐退隐。 keywords: 内蒙古, 全军, 民族形式体育运动会. Not 资产阶级情趣.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2 15:02:39 新中国马球简史 1950年：原商震32军马球队主力队员庞复庭被调到内蒙古军区开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马球训练班。1952年：首届全军运动会上内蒙古军区马球队进行马球表演赛，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观看。1953年：首届全国民运会马球赛表演大受欢迎。1956年：内蒙古军区马球队集体转业到内蒙古体委。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1-02 14:54:56 看看这马屁拍的： 1955年的一个秋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要进行北京联队与苏联泽尼特足球队的比赛。比赛开始前，场内突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原来，毛泽东主席来到了比赛场地。建国以后，毛主席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很少看体育比赛，尤其没有看过足球比赛。毛主席早年便主张中国人要文明其心灵，野蛮其体魄，人们都知道他喜欢游泳，也知道他打乒乓球，其实他也喜欢踢足球。当年与毛主席对阵踢球的陈子展回忆：润之在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时就踢过足球，他的位置是守门员。上个世纪初，中国人个子远没有现在高，湖南人又没有北方人高，像毛泽东这样1.80米多高的简直是鹤立鸡群了，想必他当初在门前一站，对手的前锋一定会感受到震慑力。陈子展还说，毛主席踢球时认真、勇敢，守球门时沉着冷静，两眼紧盯着来球，射来的球大多能被他接住。队员们很佩服他，称他是足球健将。 以及这牛逼吹的： 同年，南斯拉夫足球队在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后，来中国访问比赛。中国足球队其时刚从匈牙利上学归来不久，自然不是奥运会冠军南斯拉夫足球队的对手，结果输得很惨。但赛后，毛主席却热情地接见了南斯拉夫队，并发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足球的预言：我们今天输给你们，明天输给你们，但13年之后要赢你们！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2 14:42:40 哈哈，到了后清，马球倒未必绝迹，只不过是换了玩法。古人玩物丧志，皇帝打马球，臣子写诗劝谏；宋人则是另一套玩法，权贵蹴鞠，平民造反。一脉相承，后来又有了足球。 真正值得警惕的，恐怕不是玩物丧志，而是连玩什么、不玩什么，怎么玩、谁能玩、跟谁玩，以及什么时候能玩，都要有人替你操心。阶级斗争时刻存在，也从来不缺观众。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2 13:19:25 所以，马球在我国建国后完全绝迹。而各种封建迷信娱乐和资产阶级情趣皆被我党无时无刻全力打压。所以，前卅年统治绝对铁桶稳固，而改开后动态稳固，与时俱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勿玩物丧志。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开心就好444 留言时间：2026-11-02 11:57:02 没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国人拍马的技术，是炉火纯青的。唐朝有两位皇帝，都因为打马球而死： 唐穆宗李恒是一个极度痴迷马球的皇帝。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他在与宦官、内臣打马球时，突然有宦官坠马，穆宗受到惊吓后返回大殿，随后突然头晕目眩、中风瘫痪，卧病在床。之后虽未立即死去，但身体彻底垮掉，并开始盲目服用金石丹药，最终于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在寝殿去世，年仅30岁。唐穆宗的儿子唐敬宗李湛即位后，对马球的痴迷变本加厉，经常半夜三更把“打球供奉”（马球手）从睡梦中叫起来陪他打球，导致经常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敬宗夜归后再次强行命令马球手连夜打球作乐，最终激起变乱，被马球将苏佐明等人在宫中杀死，时年仅18岁。

RE 史实辨析：是打马球，还是打驴球？

 史实辨析：是打马球，还是打驴球？

2026-11-1

 

我们在博物馆中经常看到唐代女子打马球的三彩人物俑，以前通常都被解释为骑马打球。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收藏的五件唐代彩绘陶打马球女俑，馆方就将其描述为骑马人物：

 

唐，彩绘陶打马球女俑 高32～36厘米，

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馆方介绍： 

• 此套5件，均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

 

不过，现代考古学的一项新发现，让唐代马球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解释。2020年，国际考古学期刊《Antiquity》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题为《From pack animals to polo: donkeys from the ninth-century Tang tomb of an elite lady in Xi'an, China》（从驮运牲畜到马球：西安一位唐代贵妇墓中的驴）。研究对象是唐代贵妇崔氏之墓。该墓于2012年在西安曲江地区发掘。崔氏是晚唐高级官员鲍周的妻子，卒于878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论文后来还发表过勘误，将原文误写的丈夫姓名鲍高（Bao Gao）更正为鲍周（Bao Zhou）。

研究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三头驴的遗骸，并进行了放射性碳测年、稳定同位素分析、线粒体DNA分析以及骨骼形态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驴体型较小，营养状况良好，其骨骼受力特征也不同于一般驮运牲畜。

研究者认为，这些驴可能经常进行加速、减速和急转弯等运动，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用于驴鞠运动的坐骑。

 

• 研究显示：崔氏墓中的驴，体型较小，运动模式异常，并且得到了很好饲喂。我们推断：体型较小的驴，不太适于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更可能满足于其他目的。驮兽运输时缓慢而稳定的步态所造成的骨干形态，明显有别于长期处于加速、减速和急转弯运动的动物。而崔氏墓中驴肱骨的形态特征，显著异于现代非洲野驴和家驴，表明其可能并非用于简单的驮运任务，而更可能因驴鞠运动中常出现的运动速度和轨迹变化所致。

 

所以这里所谓的马球，又被称为驴鞠。墓中发现的铅制马镫，也为这一推测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也应该被称为驴镫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家已经直接证明崔氏本人骑着这三头驴打过球，但这项研究为唐代贵族使用驴进行击鞠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研究者还引经据典。在史书中找到女子骑驴的铁证。据《旧唐书·郭英乂传》:

 

• （唐代宗）广德元年，策勋加实封二百户，征拜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骄，于京城创起甲第，穷极奢靡。与宰臣元载交结，以久其权。会剑南节度使严武卒，载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轨，无所忌惮。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乂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军政苛酷，无敢发言。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

 

这段记载非常清楚：郭英乂聚集女子骑驴打球，还专门制作镶嵌装饰华丽的驴鞍和服装，每天花费数万钱。可见，骑驴打球并不是什么普通百姓的穷人娱乐，而是当时高级官员能够享受的奢侈活动。

击鞠在唐代盛行，一度成为唐代第一运动，但由于在马背上的竞技过于危险，唐人将高大性烈的马换成了相对矮小，性格温顺的驴，就成为了驴鞠，这样既减少了风险，还保持了击鞠的竞技性和趣味性，使其在唐代宫廷女子中广为流行。《新唐书·敬宗本纪》也记载了驴鞠，而且已经进入皇宫，成为皇帝观看的娱乐项目。这一独特的女子体育运动，即骑驴打球，也频繁出现于高等级人群乃至皇家的生活之中。

• 長慶二年十二月，穆宗因擊毬暴得疾，不見羣臣者三日。四年正月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二月辛巳，始聽政。癸未，尊母為皇太后，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辛卯，放掖庭內園沒入者。丁未，擊鞠于中和殿。戊申，擊鞠于飛龍院。黃洞蠻降。己酉，擊鞠，用樂。寶曆元年六月辛酉，觀漁于臨碧池。甲子，觀驢鞠、角觝于三殿。

 

所以驴鞠又被称为擊鞠或擊毬，是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的事情。驴鞠与角抵一起出现在宫廷之中，说明这种运动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中，也有关于驴鞠的记载：

•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逗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

这里的逗脱是击球时的动作技巧。值得注意的是，《酉阳杂俎》不同传本在此处存在文字差异，有的版本作善击鞠，有的作善驴鞠。如果采用后者，便是非常直接的驴鞠记载。而且驴鞠不仅仅是女子运动，男子也打。

王弘力（1927 - 2014）创作的《中国古代风俗百图》《唐·打驴鞠》

明代陆楫编纂的《古今说海》中，收录了一篇无名氏所作的《李林甫外传》，记载：

•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骑驴击鞠，略无休。

 

据这篇传记，李林甫年轻时也曾经骑驴击鞠。当然，《李林甫外传》属于后世传记性质的材料，不能与唐代正史等量齐观。不过，《太平广记》卷十九也收录了相近故事，并注明出自《逸史》。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还记载了驴鞠不仅是平民和贵族的娱乐，皇帝也参与其中：

• 九月，左补阙董禹谏上游畋、乘驴击球，上赐金帛以褒之。

 

这是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的事情。左补阙董禹劝谏皇帝不要沉迷游猎和乘驴击球，皇帝却赏赐他金帛，以示嘉奖。

从郭英乂聚集女子骑驴击球，到唐敬宗观看驴鞠，再到唐懿宗自己乘驴击球，看来驴鞠在唐代确实相当流行，驴子能顶半边天。至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五件彩绘陶打球女俑，究竟骑的是马还是驴，仅凭崔氏墓中的考古发现，还不能直接下结论。不过，既然唐代确实存在驴鞠，那么过去被统一解释为骑马打球的唐代女俑，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看来，唐代所谓的打马球，未必都是骑马打球，也不一定全是马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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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1-01 16:00:22 金朝也是骑马击球，只宋朝比较惨。《金史》志第十六礼八：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人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硃之。皆所以习跷捷也。既毕赐宴，岁以为常。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席琳 留言时间：2026-11-01 15:14:37 《宋史》卷121《礼记》：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馀，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 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 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阁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下服异 色绣衣，左朋黄襽；右朋紫襽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 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 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既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 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1 15:00:42 到宋代的时候，连驴鞠也成奢侈品了，成了步击或步打球。 《宋史·礼志》记载：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将在马或驴背上的运动转至地面，更加安全，老弱妇孺均可参与。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1-01 12:48:01 看雕塑，有马，驴，还有两者皆似。 》》这些驴可能经常进行加速、减速和急转弯等运动，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用于驴鞠运动的坐骑。 估计已经绝种。 之前，在思芦博留言，也适合此文。 》》现代食谱中，中国起源的蔬菜较少。 很多好吃的蔬菜，是人工驯化培育出来的，也需要人工保育，否则，在野生环境是很难独自延续基因。 我国秦制历朝更替常有十几年到几十年的全面深入的惨烈动荡，不利任何美好事物的传承。这大概是原因之一吧。

从我国古代马和驴到对外情治工作

 席琳的博客发表了《从昭陵六骏到清明上河图：唐人骑马，宋人骑驴》，我一如既往，相当贴题地深入展开和渐进交流到皇朝盛衰，政商关系，文化，秦制统治方式，吃人社会，秦儒结合，外交博弈，一直到对外情治。

最后提到：

Indeed. 》》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 .... 难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 外交策略往往缺乏长期战略眼光，容易为了眼前利益而扶植一个更大的敌人。

另外，博主之前几篇文章和文庙的文章涉及我党的对外情治工作的兴衰，结构性的局限和衰败，大致也可应用到古代秦制朝代中。

同理，西方极权的苏联和纳粹德国，其对外情治，也因极权而有结构性的局限和衰败。

对外情治工作的工作者 -- 间谍，双面间谍，多面间谍，天然结构性地吃两家到几家茶礼，这与极权有天然和内在的不相容，因为极权：

1. 主张：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

2. 愚民体系。

3. 秦制极权更有弱民虐民体系。

我用以上黑体字，作Google Search, and Gemini 生成小作文一篇：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切中情报政治学核心的洞察。间谍（尤其是双面或多面间谍）的职业本质是“流动、务实与多重博弈”，而极权体制的本质是“绝对、刚性与垄断”，两者在底层逻辑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天然排异性。

我们可以从你提到的三个维度，进一步剖析这种“天然不相容”的内在机理：

1. 绝对忠诚 vs 结构性两吃

在极权体制中，“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最高的政治律令。

极权的要求： 极权统治需要对个体的精神、肉体和历史进行全盘垄断。它不容许任何灰色地带、战略模糊或利益对冲。
间谍的现实： 优秀的双面或多面间谍，其生存根基恰恰在于“游走于灰色地带”。为了获取敌方信任，他必须出卖一部分己方利益；为了长久生存，他往往会形成一种以自我利益或专业主义为核心的“第三方逻辑”（即“吃几家茶礼”）。
冲突点： 在极权统治者眼中，这种“为了大局而进行的变通”与“背叛”只有一线之隔。极权体制缺乏容忍“必要的非绝对忠诚”的政治弹性，导致从事外勤的情治人员极易在政治清洗中被定性为“两面人”而遭清洗。

2. 愚民体系 vs 信息特权与心智复杂化

极权体制的稳固，高度依赖于对内实施愚民政策和信息垄断，从而标准化国民的大脑。

极权的要求： 维持一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叙事（如“我方无限伟大，敌方无限邪恶”）。
间谍的现实： 对外情治人员是体制内少数必须长期浸泡在“敌方真实世界”中的人。他们拥有极高的信息特权，能够接触到未过滤的真相，并且必须具备极强的心智复杂度去理解敌人的逻辑、文化和制度。
冲突点： “睁眼看世界”的情治人员，天然成了愚民体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看穿了宣传的虚假，产生了对敌方社会真实面貌的认知。这种认知上的“走私”，让极权母体本能地将其视为潜在的异端。因此，极权体制对这些“睁眼者”的防范和监控，往往甚至超过了对真正敌人的防范。

3. 秦制弱民虐民 vs 间谍的特权与反噬

“秦制”的核心在于弱民、贫民、疲民，通过剥夺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和资源，使所有人都依附于皇权。

极权的要求： 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监控的私人工具、海外资产或独立的人际网络。
间谍的现实： 间谍在海外开展工作，天然需要拥有隐蔽的海外资金链、跨国人脉网络以及极大的行动自主权。他们是秦制体系下罕见的、拥有高度“组织资源”和“统战能力”的特权个体。
冲突点： 这种“强能力”与秦制的“弱民”逻辑背道而驰。一个在海外能调动巨额资金、甚至指挥破坏力量的间谍，一旦回国，就是对秦制权力垄断的潜在威胁。因此，秦制极权对情治人员往往采取“用时如宝，不用如草”的功利态度。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通过虐民、弱民的手段将其“去势”（剥夺资源与特权），甚至直接肉体消灭，以防止其反噬体制。

总结

双面或多面间谍的“吃茶礼”，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市场与博弈的跨国生存方式；而极权体制则是一种基于农耕或工业垄断的封闭契约。

间谍需要灵活、多变和局部妥协，极权则要求刚性、纯洁和彻底服从。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注定了在极权体制下，对外情治工作者往往伴随着极高的悲剧性宿命——他们既是体制刺向外敌的利刃，也是体制最不放心的“内鬼”隐患。

RE 开封围城：死亡近一百万人

 开封围城：死亡近一百万人

2026-10-30   史书上说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又说元太宗窝阔台有宽宏之量，任用贤相，庶民安乐。可是现在的维基百科上，就说他在1232年（天兴元年）派蒙古大军围攻金国首都开封府的时候，因为瘟疫流行，死亡达九十余万人：   1232年春，蒙古军队继续南下，抵达金朝首都燕京（今北京市）附近，因此周围州县难民纷纷逃入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城中人口激增，而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1232年秋，蒙古派使者入城要求金朝投降，被金朝将士所杀，蒙古军于是不再议和，击溃金朝援军，围困汴京城。   可是这里说得不明不白，好像是围城之前的自然死亡。相关的数字，则来自于《金史》卷十七《哀宗纪上》：   天興元年春正月壬午朔，大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兩婁室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衛京城。乙酉，以點檢夾穀撒合為總帥，將步騎三萬巡河渡，權近侍局使徒單長樂監其軍。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門撫西面將士。千戶劉壽語不遜，詔釋勿問。癸卯，上複出撫東面將士，親傅戰傷者藥于南薰門下，仍賜卮酒。出內府金帛器皿以賞戰士。五月辛卯，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这份史料明确说是大元兵攻城在先。另外一处差不多的数据，出葬一百多万人（百余万人）的记录，来自《金史》卷一一五《完顏奴申崔立传》中的记载。也明确说元兵攻汴益急，受围数月。而且结果也是对得上，可以相互印证的（九十余萬 + 貧不能葬者 = 一百多万）：   天興元年春，大元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複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裏副之，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兼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又以把撒合為外城東面元帥，術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術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速不泬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為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二年正月壬申，速不泬至青城，立服禦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後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余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   洗地的照例会说，当时开封人口不足多少多少万。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国人尤其是中原人特怕死，有跑反的爱好、习惯、和基因，遇到兵荒马乱，自然会往有寨墙和城墙的地方跑。金哀宗在蒙古兵压境时，就曾下令将近京军人家属五十万口迁入京城。此外，周边州县的难民也纷纷逃入汴京。一个平时人口有限的城市，在战争期间突然涌入大量难民，甚至使城内人口达到数百万，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代学者对当时汴京（开封）人口的估算，从两百万到三百五十万不等。后来的扬州城如此，漳州城如此，广州城如此，长春城也都是如此。  事 件 人口损耗记载 学术界评估与死因 战争性质与惨剧特征 长春围城 (1948) 12万 - 65万 （蒋介石日记、国共双方局部战报、以及当时西方观察家估算） 约 12万 - 16万。 东北野战军长达数月的绝对军事封锁（断绝粮、柴、盐），导致城内及卡子（缓冲带）内的平民大面积饿死、冻死、因营养不良病死 东北野战军采取固守兵团、经济封锁的方针，旨在不通过强攻、而是通过耗尽资源迫使国军投降。国军则采取抢粮、驱民出城政策。平民成为双方战略博弈的最终承受者 漳州围城 (1652) 70万 - 73万 （《台湾外记》《东南纪事》） 约 3万 - 5万。 长时间围困导致的绝对饥荒，以及战后因暴食引起的再喂养综合征（撑死） 郑成功军队利用制海权和决水灌城彻底切断物资，属于古代典型的困死战术 扬州十日 (1645) 80万 - 140万 （《扬州十日记》《陋轩诗集》） 约 20万 - 30万。 清军破城后为期十天的系统性纵兵屠杀与掠夺 清军借此震慑江南反抗力量，史可法拒降导致清军破城后实行无差别血洗 广州屠城 (1650) 约 70万（《广州府志》及外籍传教士记载） 约 10万 - 20万。 长达数月的围城消耗，以及破城后清军连续12天的封城大屠杀 清军久攻广州不下（九个月）伤亡惨重，破城后为了泄愤和搜刮财富进行彻底屠杀 张献忠屠蜀 (1644 - 1646) 约 6亿98万人（《明史》夸大称剿杀殆尽，全省死绝） 四川人口减少数百万。 大西军的极端内部清洗、清军和南明军队的拉锯屠杀、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与虎患 多种暴力武装在四川盆地长期拉锯，导致社会结构完全崩溃，爆发人类史上罕见的人口灭绝性灾难 明代的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蒙古取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和上面所说的九十余万，应该就都是同一回事，是后人史料传抄中的错误:   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   一年之后，汴京终于向蒙古投降。按照《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的说法，当时城中避兵的居民还有147万人。蒙古大将速不台原本建议屠城，幸亏贤相耶律楚材出面劝阻，窝阔台才下令不再追究完颜氏以外的居民。于是，汴京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屠杀，也成为崔立同意投降和耶律楚材劝阻屠城的历史功绩。   1233年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速不台向汴京进兵。速不台得知崔立同意投降后，因为之前进攻汴京时金人抗拒持久导致军队死伤甚多，便向窝阔台奏报建议军队入城后屠城泄愤。中书令耶律楚材坚决反对，他认为将士辛苦奋战为的就是土地和人民，屠城会导致得地无民，而且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集中在汴京，屠城会导致一无所获，没有人民就没有人向朝廷交纳赋税，军队会白辛苦一场，最后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只关押了金朝宗室，其他人一概赦免。当时在汴京城中躲避兵祸的147万名居民因为耶律楚材的建议得以免于兵祸。   相关的数字，来自《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中的记载：   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眾。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時河南初破，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   这和当年的长春围城、平津和平解放，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兵不血刃等历史事件中，后来围绕战争、屠杀和征服者仁慈所形成的叙事，倒是有几分相似。同样的剧本，同样的说辞，同样的吃相，同样的洗地方法。《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蒙古取汴》一文中说： （崔）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於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是为记，懒得去翻更多的史料了。 ======================== 作者：席琳 留言时间：2026-10-30 15:11:47 《金史》列传·卷六十四 文艺下《王若虚传》： 元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王若虚的这个梗，使我想起文革后期毛命邓写文革总结的事。邓不愿意写，耍滑头说自己桃花源中人，把这个烫手山芋推给纪登奎，纪也不愿意写，不了了之，但后来受到了邓的清算。纪登奎在晚年散步时曾对人感慨，他在文革中在台上时间长，得罪了太多老干部，导致后来灰溜溜的。这与当年元好问在汴京城破后，顶着曾为叛贼修碑的骂名，在唾沫星子和战乱中苟延残喘的境遇，简直如出一辙。 回复 | 0 作者：席琳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14:54:07 长春围城，用的就是扬州十日和漳州围城的某些老战术。一曰让百姓和士兵争粮（郑成功），一曰杀鸡儆猴（多铎）。是的，我党巧妙地拿捏了人性，先以围城造成严重粮荒和大规模平民死亡，使守军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终迫使国民党守军投降。 尤其有意思的是，郑成功围攻漳州时，故意放清军援将马进宝率兵进入城内，增加城内人口和军队的粮食消耗。援军进入，粮食消耗自然加快。与我党围城期间一度不准百姓出城，让难民滞留城外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扬州屠城的惨状极大地震慑了江南其他地区。随后清军兵临南京，南明弘光朝廷已经内外交困，守军最终不战而降。同样，长春围城造成的大规模平民死亡，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慑。再加上沈阳的迅速易手，处于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不得不重新考虑顽抗到底的后果。为了避免北平变成第二个长春，或者像天津那样遭到强攻，傅作义最终接受了和平改编。 我党于是取得了所谓的完胜，以一座城市的大量平民死亡为代价，换来了军事上的兵不血刃和最大的战略价值。 回复 | 0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6-10-30 12:49:46 为有牺牲多壮志 成就功德显仁慈 吃人社会或进化 新篇话术尽修史 主席精研古籍，透析人性，集历代大帝之帝王术，和吃人社会之精华，修成千古一帝。更独占天下文胆，作新篇话术尽修史，延续主席神话。 即使主席逝世半世纪后，我党文宣体系： 2022-12-10 主席神话要延续 与时俱进玩通俗 太祖早传叼盘技 老少粉红易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