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人殉最早有多残酷？在殷商时期，答案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从考古发掘的商代贵族墓葬中，可以发现大量殉葬者的遗骸。有的墓葬殉一两人，有的几十人，甚至达到数百人。根据胡厚宣在《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一文中的统计，已经发掘的商代墓葬中，殉葬者有近四千人。到了周代，人殉依然存在。《墨子·节丧》说：
天子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连殉葬人数都可以按照身份分等级，说明人殉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套与贵族等级、身份秩序相联系的制度。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死后，据《左传》记载，殉葬者达到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有子车家的三位良民奄息、仲行、针虎和他们的后代。秦国百姓因此悲痛，在《诗经》之中作《黄鸟》三章哀悼。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首诗的悲凉之处在于：这些人本来不应该死。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被处死，也不是死于战争，而是因为一个君主死了，所以他们也必须死。这正是人殉制度最核心的逻辑：死者的身份，可以决定活人的生死。而这种逻辑，后来会被历史逐渐淘汰。
战国以后，人殉开始走下坡路。铁器推广，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和劳动力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一个活人越来越不像一件可以随便带进坟墓的物品。与此同时，人的价值也开始进入思想家的视野。于是，人殉开始遭到批判。活人越来越贵，死人越来越不能随便消费活人。于是，陶俑和木俑开始取代真人。秦献公在公元前384年下令废止人殉，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司马迁在《史记》倦五《秦本纪》中这样记载：
献公元年，止从死。
短短的七个字，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人殉制度的重大变革。当然，制度性的大规模人殉逐渐退出，并不意味着这种观念立即死亡。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
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者皆是死，死者甚众。
但是大量的兵马俑，已经开始替代了活人。大趋势已经非常清楚：人殉正在从制度变成例外，从合法变成非议，从正常变成了野蛮，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汉以后，制度性的大规模人殉基本退出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此后虽然偶有殉葬、自杀殉死的事情发生，却很难再看到商周时代那种大规模、制度化地杀人陪葬。汉宣帝时期，赵缪王刘元逼迫奴婢十六人殉葬，便因此受到惩处。唐太宗死后，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等人曾主动请求殉葬，也被唐高宗禁止。一个持续了数百上千年的习俗，就这样一点一点退出历史。不是一天消失的，但它确实在消失。这才是历史正常的方向。
然后，一千多年后，老毕养的祖师爷之一，小和尚朱元璋出现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朱樉去世。他的两名王妃殉葬。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足够令人不适，但更重要的是，它发生在朱元璋的晚年。两年以后，朱元璋自己死了，大批宫人殉葬。一个已经退出中原王朝政治生活很久的制度，重新出现在皇宫。这就是朱元璋复辟的第一步：把人殉从历史的废墟里重新挖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一个古老习俗。他恢复的是古代人殉背后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宫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她首先是皇帝的女人、皇帝的奴婢、皇帝的附属。皇帝活着，她们服侍皇帝。皇帝死了，她们便可以陪皇帝一起死。于是，一个活人的生命价值，被彻底纳入了皇帝的私人秩序。皇帝生前拥有她们，死后依然拥有她们。这才是人殉复辟真正可怕的地方。
而这项做法并没有随着朱元璋的死亡而结束，反而被后来的几位皇帝继续沿用。成祖朱棣死后，有宫人殉葬；仁宗朱高炽死后，有宫人殉葬；宣宗朱瞻基死后，依然有宫人殉葬。于是，一个皇帝的决定逐渐变成了皇室的惯例。惯例再变成制度。制度再变成传统。这时候，人殉已经不再是朱元璋个人的残酷。它成为明代皇权秩序的一部分。
皇 帝 | 宫人殉葬情况 |
太祖朱元璋 | 宫人多从死，见《明史》《大明会典》 |
成祖朱棣 | 继续实行宫人殉葬 |
仁宗朱高炽 | 继续实行 |
宣宗朱瞻基 | 继续实行 |
代宗朱祁钰 | 亦有妃嫔殉葬 |
英宗朱祁镇 | 遗诏禁止殉葬 |
在商周时代，君主死了，可以让臣民死。到了明代，皇帝死了，又重新可以让宫人死。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权力逻辑却绕了一圈，重新回到了原点。
并且这时候，有了儒家文化和理学三纲五常的加持，再看殉葬两个字，会发现它其实非常有欺骗性。殉听起来像主动，像绝对的忠诚，像一个人为了感情、恩义或者信仰，自愿追随另一个人而去。可是制度性的人殉和表忠，恰恰不是这么回事，总会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真正的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你是不是自愿？如果一个宫女被告知皇帝死了，你也要死；如果一个妃嫔被安排陪葬，而她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么所谓的从死，究竟是忠贞，还是服从？古代史书有时候会用非常漂亮的词来描述殉葬。从死、殉节、蹈义。甚至给死者追赠名号，死亡于是被包装成荣耀。被迫死亡的人，反而被要求为自己的死亡感到光荣。这正是权力最厉害的地方：不仅可以决定一个人死不死，还可以决定这个人的死亡应该被如何解释。而朱元璋重新恢复人殉，恢复的正是这样一套权力逻辑。
直到历经劫难，做了两次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次登基，才力挽狂澜，改邪归正。
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病重，开始安排后事，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在《明史·本纪第十二·英宗后纪》中，原文为：
崩。遗诏止殉葬，明代宫人殉葬之制，至是遂除。
根据《明英宗实录》的记载;
己巳，上大渐。召皇太子及太监牛玉、傅恭、裴当、黄顺、周善至榻前。谕之曰：自古人生必有死，今朕病以深，傥言有不讳，东宫速择吉日，即皇帝位。过百成婚，皇后钱氏，名位素定，当尽孝养，以终天年。德王等王俱与善，地俾之国。殉葬非古礼，仁者所不忍。众妃不要殉葬，敛时湏沐浴洁净。棺内装用袍服，系腰绦环。皇后同东宫，自选带皮鞓者，易以绦鞓。衣服不湏多。纵多亦无用，择好地建陵寝，皇后他日寿终，宜合葬。惠妃亦须迁来，以后诸妃次第祔葬。此言俱要遵行，毋违。
俗话说，弱主民之福。有时候，一个皇帝一生未必做过多少让普通人受益的事情，但朱祁镇在临终前做的这一件，却直接改变了宫人的命运。英宗死后，遗诏正式规定：罢宫妃殉葬。《明会要》也把这段历史记得很清楚：
太祖死后，宫人多从死；成祖、仁宗、宣宗相继沿用，多者至数十人；景泰帝也没有例外。到了英宗，这项制度才终于被叫停。
于是，持续了几十年的明代宫人殉葬制度，就这样结束了。从结果上看，这是一次迟到的终结。而这个终结，也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考古注脚。
后来到了万历年间，皇帝死了，定陵里陪葬的已经是木俑、明器和各种随葬品，而不是成批被迫殉葬的宫人。三百多年后，郭沫若主持发掘定陵。地宫里发现的，是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的棺椁，以及大量随葬文物，却再也没有成批被迫陪葬的宫人，发现的反而是木俑。
定陵中有大量的陪葬品，先不说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棺椁内的随葬品，光是棺椁附近的26个漆木箱里，就装满陪葬品。考古学家清点后发现，这26个漆木箱里有金银器、冠、带、佩、饰、铜锡明器、武器、谥册、谥宝和木俑等珍贵文物，共2,648件，其中不少文物都是首次面世的珍品。
这个终结本身，又有一个非常讽刺的地方。是谁恢复了人殉？皇帝。是谁让它成为制度？皇帝。是谁最终废除了它？还是皇帝。所以明代人殉的整个过程，其实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朱元璋把死人时代的制度带了回来，朱祁镇又把它送回了历史。前者叫复辟，后者叫终结。而夹在两者之间的，是几十年宫女、妃嫔无法选择的生命。
朱元璋复辟的，表面上是人殉，实际上是人殉背后的权力观：皇帝不仅可以拥有活人的一生，连他的死亡，也可以替他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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