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及向阳院里的甜蜜蜜 (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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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及向阳院里的甜蜜蜜 (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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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龙骨到殷商:甲骨文究竟是谁发现的? 2026-8-27
说起甲骨文的发现,后来最流行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病,家人到药铺买药,偶然发现所谓龙骨上刻着奇怪的文字。于是,中国最重要的古文字材料之一,就这样被发现了。 所谓发现甲骨文,其实至少包含四个不同的动作:1)发现地下的甲骨,2)发现甲骨上的文字,3)判断这是古代文字;4)确认这些文字属于殷商。前一个动作发生在小屯的地下,第二和第三个动作则由小屯、天津、北京几条线索共同完成;第四个动作,则是在金石学们的考释和研究中逐渐完成的。 可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在王懿荣之前,中国人难道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所谓的龙骨吗? 谭爱美(Amy Tan)的小说《正骨匠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倒是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想象。小说中说,主人公宝姨的祖先从宋代起就世代从事正骨,并且早已知道一种特别的龙骨:
谭爱美当然不是在写甲骨文发现史,她写的是一个正骨世家的传奇。但这个虚构故事恰好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如果龙骨本身可以作为药材,那么1899年以前,中国人当然可能早已见过、挖过、买过、用过这种东西。只是他们看到的是龙骨,而不是甲骨文。 我们小时候,老家还有一种叫化石猴的东西,是从外乡买来的,据说可以用来消炎。如今想来,它或许就是民间所说的某类龙骨。当然,这只是个人记忆,不能拿来证明甲骨文发现史。 所以,1899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如果翻一翻清末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事情就更加有意思了。《清稗类钞》中有两则材料,分别题为《刘铁云藏龟甲牛骨》和《罗叔蕴藏龟甲牛骨》。一则讲甲骨如何被发现、流入古董市场被收藏;另一则讲这些刻在龟甲牛骨上的文字,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辨认为殷商遗物。 把两则材料放在一起看,甲骨文的发现,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首先,《刘铁云藏龟甲牛骨》开头写道:
这里的光绪己亥,就是世纪之末的1899年,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然而徐珂笔下的场景,与后来那个药铺发现龙骨的故事完全不同。没有药铺,没有抓药。也没有一个突然发现文字的传奇时刻。这和王懿荣因病买药,发现龙骨上有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甲骨刚出土的时候,根本不是今天博物馆里干干净净、一片片摆在展柜里的样子,而是一团团带着泥土的废骨头。这才比较符合一件古物最初被发现时的状态。农民挖出来的,只是一堆龟甲牛骨。他们并不知道,那上面刻着的是三千多年前商王的占卜记录,更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会被称为甲骨文。接下来,它们被学者们发现,然后才进入古董市场:
这里的王文敏,就是王懿荣。刘铁云,就是刘鹗,后来以《老残游记》和《铁云藏龟》闻名。范某就是范维卿,赵执斋也是古董商人。方药雨,通常指方若。于是,按照徐珂所记录的线索,结合现有的资料,甲骨的早期流传过程大致是:小屯农民挖出甲骨 → 范寿轩将带字骨版带出小屯,带入古董交易网络,并意识到其特殊的市场价值 → 孟广慧、王襄识其为古代文字 → 王懿荣大量购藏,此后赵执斋等继续大量搜集。王懿荣在其中当然极为重要,但至少从徐珂的记录来看,他并不是第一个见到甲骨的人,更不是把甲骨从地下挖出来的人。至少从现有材料来看,他也不是最早注意到这些带字骨版的人,而是最早大规模购藏这些甲骨的人。因为真正让这个故事发生转折的,是天津。因为在王懿荣看到甲骨之前,天津已经有人听说了这些东西;而这个人不是王懿荣,而是王襄,以及一个后来几乎被历史叙述遮蔽掉的名字,孟广慧。(详见:《民国一篇短文,误传了近百年,原来甲骨文发现第一人不是王懿荣》)。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冬,山东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来到天津,到王襄家中兜售古物。谈话之间,范寿轩提到河南出土了一批带有文字的骨版。当时在座的孟广慧听了,立即认为这很可能是古代的简策,并催促范寿轩赶快回河南收购。王襄后来在《题易穑园殷契拓册》中回忆这件事,说:
这里的孟定生,就是孟广慧。也就是说,至少在1898年冬,甲骨还没有进入王懿荣的收藏之前,它们已经进入了天津金石收藏家的视野。而且,孟广慧则更进一步:他甚至还没有见到实物,仅凭范寿轩的描述,就联想到古简。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秋,范寿轩果然带着一批甲骨来到天津,住在西门外马家店。王襄、孟广慧等人前往观看。王襄后来回忆,当时那间店铺十分简陋,甲骨就摆在炕上,表面还满是泥土和沙尘。他们把灰尘拂去,才看到上面的刀刻文字。 这已经不是后来博物馆里整齐陈列的甲骨文,而是一堆刚刚从地下出来、甚至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的骨头。更有意思的是,范寿轩显然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再是普通得龙骨,甚至开始计字论价:一个字一两银子。对于当时的王襄、孟广慧而言,这已经不是买几块骨头,而是在为每一个尚未读懂的古文字付钱。王襄和孟广慧财力有限,只能各自购买一部分;其中一块较大的龟甲,因为价格太高没有买下,后来被范寿轩带到北京,成为王懿荣的收藏。 于是,1899年的发现甲骨文,其实发生在两个地方。天津,有王襄和孟广慧;北京,有王懿荣。而在他们之前,还有把这些带字骨版带出小屯、带入古董交易网络的范寿轩。再往前,还有小屯的农民。换句话说,1899年并不存在一个孤零零的发现者。真正发生的,是一条从地下到古董市场、从天津到北京、从收藏到学术的传播链。 有意思的是,天津与北京并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发现线。王懿荣收藏的部分甲骨,恰恰就是王襄、孟广慧在天津看过、因按字计价、价格昂贵而没有买下的那批,进入了王懿荣的收藏,并成为北京王懿荣发现说的重要物证。 所以,如果问题是谁最早从地下接触到这些甲骨,那么当然只能追溯到小屯的掘出者;但这些人的姓名和具体发现经过,今天已经很难确定。如果问题是谁最先注意到这些骨头上有值得研究的文字,答案则不能只写王懿荣。如果问题是谁最早把它们作为古文字材料来收藏,那么孟广慧、王襄至少与王懿荣处在同一条最早的发现线上,而且从现有材料看,天津二人的时间甚至更早。陈梦家后来明确把孟定生、王襄列为除王懿荣之外最早鉴定和收藏甲骨的人。 这样一来,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就必须加一个限定:王懿荣是甲骨文发现史上最重要的早期人物之一,但未必是唯一的、更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发现者。所以,与其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不如说:王懿荣把甲骨文带入了近代金石学家的视野。而王襄、孟广慧,则提醒我们:在王懿荣之前和同时,已经有人在天津看见了这些文字、判断了它们的价值,并开始收藏和研究。这才是甲骨文发现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不久,庚子之乱爆发,王懿荣殉难,他所收藏的甲骨又继续流散。其子出售藏品偿债,其中一部分流入方若之手,另一部分则到了《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丹徒人刘鹗手里。如果说王懿荣使甲骨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那么刘鹗所做的,就是把这种私人收藏变成了可以传播的学术材料。刘鹗后来出版的《铁云藏龟》,使原本主要在收藏圈中流转的甲骨材料,开始进入更广泛的学术视野。 于是,王襄、孟广慧把甲骨看成重要古文字,王懿荣认识到了甲骨的学术价值,刘鹗把甲骨大量保存并刊布,罗振玉则把它们变成系统的学术材料。
其次,面对这些龟甲牛骨,晚清的金石学家首先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
他们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属于哪个时代。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批材料的意义不仅在文字本身。一方面,它可以补充汉字文字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它甚至可能用来重新检验传统史书。
第三,《清稗类钞》的第二则《罗叔蕴藏龟甲牛骨》,重点已经从发现和收藏,转向了鉴定和考证。这里的罗叔蕴,就是罗振玉。徐珂写道:
这段记录非常重要。刘鹗收藏了大量甲骨,如果只是把它们锁在家里,它们仍然只是古董。罗振玉所推动的,则是把甲骨拓下来、印出来,让更多学者能够研究。于是,孙诒让、日本学者林泰辅等人也参与了考释。罗振玉自己则继续从来自河南的古董商那里广泛观察甲骨:博观龟甲、牛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而真正的关键突破是:
这几句话,几乎就是甲骨文身份被真正确认的关键。真正让这些甲骨获得明确历史身份的,不只是看见上面有字,而是把文字、出土地和文献记载联系起来。一方面,知道了它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另一方面,又从刻辞中辨认出了殷帝王名谥十余。于是,原来那些身份不明的龟甲牛骨,终于可以被明确地认识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也就是说,罗振玉等人所完成的,不只是认出上面有字,而是进一步确认:这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占卜文字。从这一刻开始,这些原本作为古董收藏和流通的龟甲牛骨,终于有了明确的历史身份。它们不再只是身份不明的古物,而被确认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卜辞。
可是后来,为了方便叙述,国人写史,往往喜欢找一个代表人物。于是,甲骨文的发现,被浓缩成了: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八个字,干净利落,春秋笔法。 至于此前是谁挖出来的、谁收购的、谁带到天津和北京的,后来又是谁收藏、拓印、出版、考释,统统可以压缩到脚注里面。于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传奇。而药铺买药发现龙骨的故事,又比山东古董商收购、范维卿携甲骨进京、王懿荣收藏、刘鹗拓印、罗振玉考释好讲得多。 于是,故事胜过了档案,传奇胜过了过程。 这样说当然不能算完全错误。王懿荣并不是非得成为第一发现者,才能成为甲骨文发现史上的关键人物。但如果把徐珂《清稗类钞》的两则材料放在一起,事情显然比这个故事复杂得多。 所以,我反倒觉得谭爱美小说中那个宋代正骨匠发现龙骨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它当然不是甲骨文发现史的证据,但它提醒我们:发现甲骨和发现甲骨文,本来就是两码子事。 中国人可能早已认识龙骨这种东西,只是同样是一块骨头,不同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古代人看到的是药材,小屯农民看到的是骨头,范寿轩看到的是可以交易的古物,孟广慧、王襄看到的是古文字,王懿荣看到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刘鹗让这些材料进入了更广泛的学术视野,而罗振玉、孙诒让等人最终从这些文字中辨认出了文字背后的殷商。 而更重要的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终于从这些文字里认出了一个已经消失三千多年的世界。 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甲骨文?其实是一个被问错了的问题。真正值得问的,是一块被当作龙骨的骨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认识过程,才变成了甲骨;甲骨上的刻痕,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释,才变成了甲骨文;而甲骨文,又怎样让一个消失三千多年的殷商世界重新进入历史。 从龙骨到甲骨,从甲骨到甲骨文,从甲骨文到殷商历史,这才是甲骨文真正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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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8-26
这是一把什么时候的茶壶?在哪儿生产的?谁做的?

似曾相识,但估计真正见过的人并不多,懂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先上图片,再查 AI。
AI 看完之后,给出的答案相当谨慎,模棱四可。这可能是一件:1)中国乾隆时期的外销瓷茶壶,也可能是18世纪英国瓷厂仿制中国瓷器的作品:早期的 2)Lowestoft、3)Worcester,甚至后来的 4) New Hall,都有可能。
这倒也不能完全怪 AI。
因为从器形和纹饰来看,它确实长得太像外销瓷了:人物、庭园、花卉、粉红色边饰,几乎都是18世纪欧洲市场最熟悉的中国风。另外,欧洲瓷厂当年本来就在拼命模仿景德镇,画中国人,画中国房子,仿中国山水,甚至连中国外销瓷上常见的红彩、粉红色边饰,也都照搬了过去,而以英国最甚。
乾隆外销瓷 |
Worcester |
Lowestoft |
New Hall |
都说打人不打脸,看瓷器看底款。

于是又给AI看了茶壶的底部,AI 立刻开始一本正经地研究胎质、圈足、黑点和釉色,最后把目标锁定到了英国的 Lowestoft。
The Lowestoft Porcelain Factory was a soft-paste porcelain factory on Crown Street in Lowestoft, Suffolk, active from 1757 to 1802, producing domestic wares such as pots, teapots, and jugs, with shapes copied from silverwork or from Bow and Worcester porcelain.
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而且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里,珍藏有很多Lowestoft的茶壶,看起来都有非常相同的器型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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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真正的关键并不在壶底,也不在壶形,而在壶盖。

随后又上传了一张壶盖的特写照片。

这一次,AI 反而开始有些顾左右而言他。原因其实很简单:它没有立刻认出壶盖上的一个特征:盖钮不是普通的实心钮,它是中空的。壶内的蒸汽,可以直接通过盖钮中央的小孔排出去。而这个看起来几乎不会有人注意的小细节,恰恰可能就是这把茶壶真正的身份证。


资料中对于 New Hall 这一类茶壶中的一个款式,有非常具体的描述:
The finial to the lid is of a drawn up flower bud shape capped with pink vertical lines. New Hall made this finial hollow allowing the steam from the tea to escape. Most other manufacturers were using a separate hole off to one side of the finial.
也就是说,这是 New Hall 茶壶独有的特征:盖钮呈收束的花苞形,上面饰以粉红色竖线;New Hall 将盖钮本身做成中空结构,让壶内蒸汽直接由此逸出。而同时期其他厂家,则通常在盖钮旁边另外开一个排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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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有意思了。前面 AI 看人物,看庭院,看粉彩,看底足,看黑点,看胎质,兜了一个大圈子,从中国乾隆外销瓷一路猜到 Lowestoft。最后真正把范围一下子缩小的,却是壶盖上的一个小孔。一把茶壶的身份证,居然藏在盖钮里面。
因此,这把茶壶大概率并不是卖家所说的中国乾隆外销瓷,也不是AI开始认定的Lowestoft,而应该放到18世纪英国瓷厂仿制中国瓷器的背景中重新认识。
结合器形、纹饰、胎釉和工艺特点,尤其是这种中空的花苞形盖钮,它与 New Hall 早期茶壶所具有的特征高度吻合。如果没有其他隐藏款识或来源证据,这至少应当是目前最值得优先考虑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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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严谨地说,仅凭照片,最好还是不要写成百分之百、无可争议的定论。但至少有一点很值得注意:AI最初根据整体风格所作的判断并不可靠;真正具有辨识度的,反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工艺细节。
下面是维多利亚博物馆珍藏的英国 New Hall 瓷厂于1778-1805年之间生产的茶壶的标准器:




茶壶的鉴定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处人人看得见,细处却没人注意。一身中国衣服、满脸中国人物、画着中国庭园,游着中国山水,用的中国颜色,可以把AI骗得团团转。
New Hall produced hybrid hard paste porcelain tea wares between 1781 and 1835 in Shelton, Staffordshire. Most pieces are unmarked but are recognisable from the distinctive patterns although,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New Hall much of their style was copied by other contemporary factories.
可一个藏在壶盖上的小孔,却可能泄露了它真正的出生地。
看茶壶,果然不能只看脸和腿脚。有时候,还得看看它有没有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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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6 ---
一早醒来,看到一则视频,说一个老华侨,定居海外二十多年了。回国养老。刚落地不仅,就被税务局约谈了。
为什么呢?二十多年没有报税。既然是二十多年不交税,那么迟纳金,利息,罚款,都要一一补上。
真是晴天霹雳,一闷棍。。。不对,不是“闷棍”,是“明棍”。
既然他一直保持着厉害锅的国籍,就是该国公民。既然是该国公民,就应该牢记着纳税的责任。这是公民必须遵守的义务/权利。因为你是该国公民嘛。
很对头,很合理,很有法治。有根有据,依法行事。
可以不保证你的其它公民权利,但是可以,可以一直惦记着你的纳税责权。
我听说过,有不少老人,打算回去养老。以为锅里费用低,同样的钱在锅里养老,更加划算。就要三思而行了。
看了上面的新闻,有人会说,我已经是外国国籍了。。。
可是,就在前不久,一个在日本定居十几年了,都入了日本籍了,还有企业,员工都十几年了。。。回去了,被扣住了,不准出来。。。 说:我是日本人。
答曰:不对,你说放弃了国籍,但是没有办理退籍手续。所以,这个法律过程没有完成,你还是我的公民。
这个日本老人,被拘留着,毫无办法,思前顾后,还有其他的子女,没有其他选择,只好签字,宣布,退出日本国籍。
就此,一切又都归属厉害国管辖了。。。
又回到了“伟大”而又“亲切”的怀抱里。
用曾经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发言人的某莹的话说,“你就偷着乐”吧。
后记:
有一个叫“Wuming123”的家伙,用厉害锅的法律条文来驳斥本文。
党大于法,不是堂而皇之的国情嘛!
苟苟营有什么可信的法律和司法?
在厉害国,法律文件厚积如山,尤其是“恶法”比比皆是,而且更加强势。
更加普遍的是,以党政干预司法,罔顾法律,总是随意解释法律,难道不是家常便饭?
屡见不鲜的事实嘛。
这个叫“Wuming123”的家伙,不就是无耻的法西斯专制的辩护士,走狗一条。
| 作者:Siubuding | 留言时间:2026-08-20 03:23:36 |
若真,除非另有隐情,否则基本是咎由自取,海外赤子之宿命。 至于关于那日本公民华裔人的传言,真确性甚可疑,知名反贼文昭也基本不信。 》》说放弃了国籍,但是没有办理退籍手续。 若小官吏敢如是说,则是此日本公民华裔人冇胆尽日本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即刻向日本大使馆领事馆求救。 什么退籍手续,什么户口登记,那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问题。系我就把事情搞大,因为周总理一直强调,外交无小事。小官吏担当不起。你小官吏要挟我,我反要挟你,斗大。 多年前,我就多次教路,为防小官吏使横手,我离境前布下电子邮件自动报警,向澳洲外交部和联邦警察。此自动报警只能在澳洲境内解除。若你嫌技术繁琐,可着亲戚朋友通知澳洲政府或驻中国大使馆,当你未能如期返回无音信于中国境内。 |
随着9月15日起即将施行的,任意控制版的《出入境规定》落闸,大量惊悚的强制限制出境的扣人消息被网友曝光。不仅合法合规出境的大陆籍人员外出受阻,连在海外更新护照的权力也突然消失了。而且有华裔面孔的外籍人士出境也遭到阻拦,被强行加入中国籍而丢弃外籍。 有网友投稿,“18(8月)号,也就是昨天我从浦东出发,飞西雅图。17:24起飞,换登机牌时,机场工作人员要我填写出境信息表,吓死人。” 大量手机资讯被数据线传输到专用设备。据这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登记表”显示,内容要求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出境行程信息、家庭成员情况、境外关系、网络和社交媒体、互联网行为、资产情况、金融情况。。。等十大类信息。“目测同机的人有一半禁止登机(起飞时座位空了一半),一片哀嚎声。” “近日,一位日本华裔企业家全家回国探亲,结果在回程时被限制登机。随后,他们被关进小黑屋7天,被迫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甚至还被禁止出境10年。他在日本的企业全部停摆,令他瞬间崩溃。” “常年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华人网友Billy在社交平台X(前Twitter)上爆料: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早在数周前就开始无预警拒绝部分海外华人的护照换发申请,并强硬要求当事人“必须亲自回国更换”。此帖一出,随即引发海外中文社群的巨大震荡。”也有人解画,说是目前措施仅针对特殊人群。 有美籍人士获得“退籍证书”后,还收到公安越洋电话,强行索取个人信息,声称退籍(内部)程序(永远)没走完。 。。。随着9月15日的逼近,预计大量的类似案件还会陆续曝光,出现在网上。 迄今为止,受影响的多为大陆和海外华裔人士,但仍有人认为这些消息均为“谣传”。已加入外籍的一些华裔人士,有人自认与已无关,安慰自己:平时不涉入政治,又不是“富豪”身家,还时不时上网赞美党国几句,是不会引人注目有事的。 这是未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本来面目(尿性),天真或是愚昧的认知结果所致。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共产国际和文革的见证者,本文会告诉你,为何海外华人或海外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天敌,死敌和不共戴天的世代仇敌。
这本共党祖师爷的教纲里,充满了对“海外敌对势力”的斗争理论和杀戮说教 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毒瘤祸害世界超过百年。他们从来都不承认其它国家的边界,早在30年代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中国的海外敌对势力。所以对外界的政体,共党不但多疑,还力图完全控制或颠覆,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共产国际的目标。 随着美国等的崛起,近代国家和公民的概念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海外华人”的定义有两层;一个是法律方面的,属于文明法制国家的范畴。遗憾的是,许多海外华人逻辑混乱,把这个法理名词随意套在了自已母国的头上。 如果你认同大陆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可以联想到许多古怪的事情:如谷爱凌 vs 桂民海的国籍事件以及吵闹多年的争取承认“双重国籍”的网上热潮。。。大陆官方从来均是给予摸棱两(多)可的说辞。 连国籍法都是儿戏,你还认为上述消息均为“谣传”? 因此,中共从来不属于这类文明的正常国家。另一个定义标准是中共体制内部的长期认定。在他们眼里,所谓“海外华人”的属性包罗万有,远超你的想象和理解能力。需要的时候,普天之下皆为朕的韭菜;不需要的时候,全为海外敌对势力或间谍。 这不是说笑,这是由中共历史或更远的苏共历史所决定的。所以本文的“海外华人”定义,是严格按照中共的思维逻辑推展下去的: “海外华人”不但包括港澳台居民,有华裔血统的人士,不关乎是否有外籍护照,甚至长得像华裔,在海外居住了数代,已不会中文的人士。。。 因统战的目的,都可以归为“海外华人”;因打击防范的目的,也可以全部归为“海外敌对势力”。总之,这是非常随意的主观判断。 中共近年早已利用各种手段,悄悄地进行了“海外华人”的大普查,力图尽可能的掌控所有信息,必要时利用之。 历史上,如果这个人出过国,定居又归国了,或从未出国过,但与上述的人群,有任何亲属及朋友关系,或曾经联络过,则可定义为“海外关系”。 这个箩筐或口袋大的很,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关系”,都可以塞到里面,不需要任何的脑筋急转弯,当然更不需要什么国际法或国籍法了。 从中共建政起,因闭关锁国,被残酷迫害的“海外华人”还是有限的。但因“海外关系”,被批斗,流放,殴打或致死的人士数不胜数,罄竹难书。至于家属因“海外关系”,而受到的入学,参军,工作分配等方面的歧视和羞辱,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 但也有例外,如荣毅仁和杨振宁家族。 中共势利得很。文革最封闭的时期,老毛拖着病体,还要出来接见来访的唐德刚和杨振宁教授。 很多人不知道,为了蹭诺贝尔奖和收买杨,中共在三年经济最困难时期,也出钱出力押解杨的父母去欧洲见开会的小杨,老两口争吵不断。母亲看清了中共的面目,最终说服了小杨留在美国。 而毛突然接见唐教授,背后的算计更让人看见他的诡诈和邪恶。因为“海外关系”,唐的母亲和其他亲属备受煎熬。而唐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中共建党时期的早期文件,这让党的“缔造者”毛坐卧不安。所以,唐家的“海外关系”突然变得吃香了。 中共招揽头面人物的表演,几十年如一日。用亲属作为绑架的人质,是为常见的手段之一。 也有人受金钱,地位和皇上召见的虚荣,主动上钩的,迄今仍是中共不断宣传的话题之一。所以有海外的媚共贴文,仍在不断的洗涤党国的新措施。 中共心虚的很,害怕本文开头的“谣传”扩散,才有了如下的表演: 2026年08月04日,大陆官方人民网引述环球网的评论:“一條原本“不太起眼”的管理規定的出台,這兩天意外引起一些西方媒體的“興趣”。7月31日,《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下稱《規定》)公布,針對近年來出境入境管理中出現的新挑戰新問題,對相關管理規定進行了細化和完善。一些西方媒體將其中“勸阻出境”“限制出境”等部分字眼單拎出來,宣稱中國收緊出入境政策“引發恐慌”,惺惺作態地表示對中國走向“閉關鎖國”感到擔憂。” 党国体制的焦虑和恐惧是显而易见的。海外华人/关系成了中国共产党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说是天敌一点也不过分。所以体制不倒,对海外华人/关系的防范和打击,只会步步加深,彻底走向毛时代,直到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才会有“拨乱反正”的可能。 在苏共,中共和大大小小的共产体制专制国家,多有海外关系的中上知识阶层,几乎无例外的均成为打压和屠杀的对象。即使完全闭嘴,也无法摆脱肉体被消灭的命运。如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40年代对波兰的卡廷大屠杀,中共建政后的“土改”,“三反五反”和长达20多年的反右运动等,柬共对内的大规模屠杀。。。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海外华人/关系与知识阶层多有极大的重叠。而整肃知识阶层,历来是共党专制国家内部所有政治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 近年大量知识份子精英走出海外,见识多广,多有独立的思维和思辨能力,这比在封网禁言及洗脑环境下成长的书呆子,总体来说,要难对付多了。 即便文化程度不高的海外人士,凭着亲身生活经历和发达的自由资讯,也能轻易破解中共的宏大叙事,仇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伎俩。 人性的丑恶,在这个制度下被无限放大了。许多这个阶层的人士为了自保,拼命的表现,成为屠杀打压机器的鹰犬和同路人。但他们当中的许多,最终也未能逃脱铁拳的清洗,成为这个制度的牺牲品。 开放近40年来,大量对共党体制了如指掌的知识精英移民海外。这与毛时代对比,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加上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助威,让封闭独裁体制的宣传和操控能力等大打折扣,甚至变为不可能的任务。 近十几年来,中共已经清理了大量的互联网信息。墙内已经是一统天下了。但中共也没忘记收买和控制海外的互联网,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但成效甚微。 但反习反共和反独裁体制的声音,客观公正的大陆社会分析,以及有理性有逻辑的分析文章仍然从海外,大量的反馈到了墙内。让中共的宣传,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共视普天下华裔面孔均为自已的韭菜或人矿,但大量文章毫无顾忌地讽刺,挖苦党国要人。中共的气急败坏,可想而知。所以才有了最近上海出境,集体被强收手机,传输个人隐私至电脑的“无奈”之举。 总结一下。本文提到海外华人或海外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天敌,是基于这个制度本身的劣质文化彰显的必然结论。 讽刺的是,这个制度的塔尖恰恰是海外关系和知识阶层的混合体。看看毛和习,哪个不是海外关系缠身? 毛习的骨子里从年轻时代起,即对留洋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害怕人说自己没读过大学,或只有小学水平。更深知有知识有海外眼光的人,会一眼看穿他们的歪理“思想”。因此,他们有无法摆脱的出口转内销恐惧。 在毛泽东时代,因为资讯的欠缺,杨振宁等很少能看到中共内部的真相,同样也看不到“海外华人/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天敌”这类警世的文章。许多人当年抱着半信半疑的“中华崛起”,钻进了共产党的口袋。文革时期,被打死的归国知识精英数不胜数。 以为文革以后,中共表演的开放会走向“文明”,会走向法制和尊重基本人权,那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历史,体制,文化和传统等决定了海外华人是一群幸运的人群。条件是认清邪党的本质,割舍那条会让你堕入深渊的家国情怀,以及虚假宏大叙事的锁链,才能解除自己灵魂的枷锁,走向精彩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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