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萌注:本文讨论的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心理现象,也是大时代洪流下的独特产物,值得深思,是我用张又普脸书上的三篇相关的文章集中到一起编辑成一文,便于朋友们集中阅读。 我海外的两位同学,不同出身以及其后相反的表现 我在海外生活多年,认识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人,我周围的华人社会好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这里想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刘同学,一位王同学,这里用的是化名,因为文章目的仅是在讨论社会现象,不希望有人联想太多,甚至对号入座。-张又普 1982年我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出国培训期间,认识了这位刘同学,他与我同级,专业不一样,我后来去了筑波大学,他则前往日本寒冷北方的B大学。博士毕业后,我漂泊到加拿大、美国,他则留在了日本,举家加入日本国籍,在日本南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刘同学的父亲曾是国民党中统局的一位底层小职员,1949年遭到镇压,但因其级别太低,够不上枪毙或关押,就被“送交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全家人都由此成了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刘同学的童年时代正逢文化大革命,故而他非常凄惨,受尽同学的欺辱和学校的白眼,所有同学都可以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的狗崽子。刘父对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选对主子,他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站错了队伍,因此,他要求刘同学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论父亲受到怎样的迫害,都要永远感谢党的恩情。 刘同学自幼聪明伶俐,智慧过人,不仅学习成绩傲视全校,而且为人非常成熟、老到,不论遭到什么样的欺辱,他都能忍辱负重。1977年恢复高考,他当然金榜题名。大学毕业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生,是他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留学生的毕业生,与我同期在大连外语学院集训,然后又一同赴日留学。刘同学一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时,刘同学这样的“国民党特务狗崽子”想要入党,半点门都没有。然而,1980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环境和思想最为活跃和自由的一段时间,入党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了许多,有很多原地主、资本家都在那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这使得刘同学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任命他担任B大学的学生会领导职务,帮助大使馆管理留学生,刘同学受宠若惊、喜形于色,工作热情高得令人啧啧称奇!据B大学的朋友说,刘同学每个星期都要给大使馆打电话,详尽汇报留学生们的各种动态,以至于留学生们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使馆都了如指掌。而且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炫耀自己,说大使馆如何如何地信任他、重用他,以至于引起B大学的留学生们的警觉和怀疑,不愿和他多来往。 功夫不费有心人,经长期的努力奋斗之后,1987年,中国驻日大使馆终于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他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然而一个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事情,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1988年3月,我们一起博士毕业,按规定必须立刻回国效力,这时大使馆才发现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国。众留学生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方法继续留在海外。大使馆向刘同学及所有党员留学生们发出警告,如果不按时回国,必定开除党籍。刘同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精打细算之后,仍然选择了留在日本,忘记了他公开宣称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他为之奋斗多年、刚刚到手的党籍。若干年后,刘同学举家加入日本国籍,全家人改名换姓,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感恩戴德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得到许多其他人的帮助,有良心的人应该感谢每一位帮助过自己的人,感恩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2012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奥运会,一位十几岁的中国女运动员获得一枚金牌。赛后记者采访了这位稚气未脱的女孩子。记者问她,获得这样的成就后最感谢谁?真是童言无忌,她不假思索地答出了肺腑之言:感谢我的父母亲!据报载,事后这位小女孩受到了责难:你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小小年纪就被送进业余体校,又被招进国家队,国家给你提供最好的训练场所和教练员,还给你发工资、发奖金。你应该首先感谢政府,感谢领导,感谢教练员! 2006年,刘同学携全家访问美国,在我家小住两日,宝贝儿子转眼间就从吃奶的小婴儿变成了大帅哥,并从日本东北大学毕业了。我叫来王同学,也和我们同级。王同学博士毕业后到处漂流,最后定居在芝加哥,后来我们成了邻居。三人闲聊往事,不禁想起了1977年的高考。刘同学的父亲是黑五类,他从小就是“贱民阶层”,虽然他聪明勤奋,学习成绩最好,然而推荐工农兵学员,他没门。1977年高考,刘同学时来运转,他们学校就考上他一个人,从此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他对我们说,幸亏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才使他有机会上大学,他衷心地感恩政府。 王同学问他,今天你的儿子也考上了日本的东北大学,并且顺利毕业了,你们是不是因此也感恩日本政府?他们父子立刻答曰:“这是哪里的话,不,不用去感谢他们!”。王同学再问他的儿子:那你最感谢谁?他的儿子不加思索地答出了童言无忌的肺腑之言:“感谢我的父母亲!” 王同学问道,你们父子两人都考上了大学,都是知恩报恩的人,为什么感谢的人不同?刘一时语塞,答曰:“不知道,没想过。”。随后,王同学为刘同学讲述了如下的理由: 你的儿子是在日本长大的,你们作为日本公民,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按时纳税,是合法的纳税人。是你们的税金支持了国家,养活了政府官员,你们尽了你们作为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当然有权利享受公民的基本人权,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政府官员仅仅是你们雇佣的员工,是你们安排他们为你们服务,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所以你们没有必要去对受雇的员工谢恩。 在中国也是一样,是你们的劳动养活着政府,你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你们应有的基本人权。不是你们感谢政府,而是政府天经地义地应该为你们提供服务。文化大革命关闭全国的大学长达12年之久,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是对中国历史的犯罪。改革开放终止了这种犯罪,恢复了大学招生,把本来属于公民的权利归还了公民,这是进步的举动,应该表扬,但那是政府的本职工作,是起码的服务性工作,而不是一种恩赐,因为受教育乃是中国人本来就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你和你儿子的差异就在于你们对人权的认识不同,一个人认为是自己本应有的,一个人认为是别人给予的。 刘同学当时听得面有惊色,后来他回忆道,那是他平生中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民也应该有人权的说法,刘同学不无惭愧地承认,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权问题。 而这位海外王同学在芝加哥北郊的一家公司就职,过着普普通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王的父亲曾是中共领导干部,级别相当高。王从小生活在北京的高干圈里,是一位“根红苗正”的接班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王曾经在中央党校教授过马克思主义课程,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教官。恢复高考后,王同学又转学理工,八十年代末期前往美国中部的D城上学。 1989年春天,北京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王同学在D城连连组织华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且从海外华人手中募集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学携带大批捐款,只身返回北京,他鼓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众多饭馆老板,让他们大量地把食品送进广场,免费送给学生,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支付。按照他的要求,众饭馆老板们送食品时都声称自己是自愿免费支援学生的,并且这些支援行动当时都上了报纸和电视。当然,像他这种“幕后黑手策划者”,当时就被秘密警察发现并跟踪监视。6月4日镇压后,王同学当然很快就被逮捕入狱。那时他父亲已经过世,但母亲还健在。其母惊闻儿子入狱,勃然大怒,来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家中大发雷霆,指着邓小平的鼻子大骂一通,邓连连道歉,以至于第二天王同学就被释放,改为家中软禁。两星期后,王同学悄然无声地离开北京返回美国D城,从此以后偃鼓息旗,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王同学返回D城后,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在芝加哥北郊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移民、结婚、生子、安家、立业,成了我的邻居。他见多识广,经常来我家高谈阔论,给我讲述了很多我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高层领导们的生活故事,还讲述了很多共产主义理论的原本意义,使我眼界大开。他虽然是高干子弟,然而其观点却与国内正统大相径庭。还记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绍过的刘同学吧?王、刘两位同学同时在我家作客聊天时,二人时常感到相互间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 刘王二位同学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两人相反的表现很值得心理学家去研究。你把一个人当贵人来对待,从小给他优厚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最终站在你的对立面。你把一个人当贱民来凌辱欺压,他也很可能对你忠心耿耿,侍奉终身。撇开政治不谈,列位看官中若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敬请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的心态。 后记:根据王同学夫人的口述,我从网上查到了王同学全家与邓小平全家的合影,世上万物,一物降一物,王同学的母亲的确是一位能够随意出入邓小平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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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
RE 我海外的两位同学,不同出身以及其后相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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