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政治，流氓必胜

 精英政治，流氓必胜

   [2002-08-28]

   近几个月来，被批评者指责为“模糊不清”和“浅薄”的“3个代表”讲话（学说或理论），渐渐有了一个逐渐成为共识的理解：摒弃旧的意识形态，团结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形成新的稳定统治的基础，来维持发展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尽管由江核心本人提出的“3个代表”讲话无论篇幅和深度都可以说是浅薄——至少与其目前至尊的统治地位（尽管不象毛邓那样一言九鼎）不甚相称，然而，在中共体制内的造势文章，以及一些中国大陆以外的评论“3个代表”的成因的文章当中，有许多相当全面深刻，例如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和胡鞍钢的《警告》等。

   简单地回顾千年中国历史，就可看到，有中国特色的精英政治贯穿始终。自唐朝唐太宗大兴科举以来，正如李世民云，“天下英雄尽入毂中”。曾有人抱怨科举制度过早地给平民以进升社会地位的机会从而扼杀了意识形态进化，又或者抱怨科举制度削弱了科技发展的机会。然而，笔者以为，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的精英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唐朝以来的政治演化和轮洄均与此密切相关。

   与欧洲国家的精英政治不同，中国的精英若不能为统治者收为己用或与统治者不咬弦，在世的时候绝对不会受到政治尊重。法兰西王国的伏尔泰制造和传播民主自由的理论，沙俄的托尔斯泰写《复活》，他们生前受到平民百姓和部分统治精英的尊重，死后极具哀荣。然而，在中国，这是千年未有的事情。那些与统治者不咬弦的精英，若不想被害，就只能“退引山林”。到了现代的中国，继承了明朝清朝衣钵的当朝（又称党朝）统治者，挟工业文明的威力、马列主义（工业文明的理论的一个流派）的吸引力和“公有制”，在执政后把不能为己所用的精英的“退引山林”的机会完全剥夺。中国的精英政治由此发展到登峰造极。

   这些对不咬弦精英的迫害，以及由一众没文化的人士对落马的前统治精英的迫害，绝对不是反精英的行动或运动。制定这些政治操作的政策的人士，恰恰也是一批精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IQ和EQ一流。在“革命传统教育”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宣传得好象很老土，然而，即使他们缺乏“小资情趣”，他们绝对是很有文化学识的精英。

   精英们有远大的理想和出众的能力，然而，在精英荟萃的政坛中，在个体和帮派互相争斗内耗，并且，那些“劳力者”（所谓实干家和“治于人”者）多为“劳心者”（所谓务虚者和“治人”者）作嫁衣裳，顾得做事，少顾了争权夺利，而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在一众势均力敌的精英当中，只有那些在现有游戏规则中胆敢走钢丝，并在关键时刻出怪着夺命招的人士，能脱颖而出，惟大流氓最终一统江湖。

   前中华民国的前总统蒋中正先生是青帮出身，作为流氓肯定是“根正苗红”。与共产党的领袖们相比，国民党的大佬们学历较高小资味更浓，然而正是蒋中正先生一统了精英荟萃的国民党的江湖，而不是那些留洋的博士硕士，也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汪精卫。

   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富农家庭出身”，年轻时曾深入基层锻炼和调研，甚至扮乞盖而进行相关活动。他对社会各层面的调研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楷模。然而，在《毛主席语录》和《毛选》中，对流氓意识和运动无论从字眼上和内容上都大肆宣扬。在中共执政后，毛把这些他自己创造的理论变成了政治斗争中无坚不摧的利器。那些被毛掀翻的统治精英同志们，曾自以为可以用“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和阿谀奉承就可以架空和麻痹“英明领袖毛泽东”，结果他们“机关算尽总成空”。

   精英政治中的政治精英，总有一些既得利益，这些利益成为不同派系的精英们互相牵制的“小辫子”，从而形成一段时期内统治阶层的相对稳定。然而，总会有一些有特别远大报负的精英厌倦这种稳定，特别当这种稳定未能解决社会各种日益激化的矛盾的时候。他们或以激烈抗争的方式，或以处心积虑迂回曲折的方式来打破这平衡。在新一轮的激烈政治斗争中，唯流氓必胜。流氓只利用游戏规则，丝毫不会尊重规则；流氓只在乎胜利，不在乎用何手段；政治流氓做婊子一定会树立牌坊。由于流氓的胜利是来源于对游戏规则的灵活运用和创新，为防范挑战者，所以会契而不舍的加强至尊统治地位，并颁布新的游戏规则来替代被其破坏的旧规则，从而成为裁判和玩家的混合体。所有的统治精英，都得归顺这混合体。

   什么“新左派”、什么“新权威主义”和什么“3个代表”等等的日益喧盛，预示新形式的精英政治的蔚临。有人热烈地拥抱之，有人无奈地接受之。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新形式的精英政治，不过是精英政治又一次的轮廻。变数是，中国是否承受得住这一次轮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