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丧钟为一国两制而鸣 - 写于六四31周年前

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确认英国将于1997年7月一日将香港交还中国、香港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 在此期间，为了消除人们对共产党能否遵守协议的疑虑，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1989年春，北京爆发学运，香港民众全力支持、并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其中5月28日的游行达150万人，打破了香港游行的历史记录；六四屠杀之后香港每年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2019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1990年4月中国颁布「香港基本法」，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法律地位。基本法预留了多道“后门”，其中最主要的是23条关于“煽动叛乱和颠覆国家罪”、第158条关于”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即释法）和第159条关于“基本法的修改”【注1】，这三道“后门”为大陆直接干预香港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移交中国；同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央政府给香港很多优惠、给大资本家大派定心丸，人才与资本开始回流。 两年之后的1999年，人大就陆生子女居港权首次“释法”、推翻同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所作出的判決；这是大陆首次干预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 五年之后的2002年，中国开始推动23条立法，激起了港人第一次强烈反弹及连续大规模游行示威，其后不得不无限期搁置。 2003年，由于北京政府的蓄意隐瞒，非典在香港大爆发并造成近三百人丧生；港人开始怀疑他们的中央政府。 2004年在香港热议普选之际，人大“主动释法”并否决下届特首普选，这是大陆首次直接干预香港政治和选举。 2005年董建华辞职，人大就“特首补选”第三次“释法”。 2011年因为一项涉及中铁、刚果和美国FG公司的财产纠纷，人大第四次释法。本次释法由香港终审法院提请，是唯一一次符合基本法的释法。 2013年，港人潘维曦和妻子在香港被绑架至广东，并于2015年在广州被判刑；这是第一次公开报道的大陆在香港“执法”。 2014年，为抗议北京政府对普选的紧箍咒【注2】，50多万香港人参加了七一大游行；近80万香港人参加了普选民意投票，然后是轰轰烈烈的“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衍生了黄丝带和黄色经济圈，一直延续至今。 2015年，专事大陆敏感题材的铜锣湾书店因为打算出版有关习近平的八卦绯闻，五个相关人员全部被劫往大陆，其中四人全部在10月失踪、“央视认罪”，一直小心翼翼的李波则在12月在香港直接被绑走，铜锣湾书店全军覆没、此后香港“禁书”业不再。 2016年，三名新锐本土议员10月在立法会宣誓就职时故意不重复全部誓词、并使用了辱华词语因而被宣布无效，在香港还在争论之际，人大于11月初“主动释法”，不仅不允许二次宣誓、而且剥夺了违反者今后参选的权利。 2017年1月27日凌晨，号称旗下资产三万亿的明天系老板肖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被劫至大陆。一直躲在香港避祸、财大气粗的肖雇佣了众多保镖，不过这些保镖又岂是大陆公安的对手。 铜锣湾书店和肖建华事件显示，国安局在香港没有做不到的事。 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发生在去年，当中央政府籍潘晓颖命案授意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时候，香港人的愤怒到达顶点。借助社交媒体，香港人发动了数次百万级“反送中”大游行，其中六月十七号的两百万大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在强大民意的压力下，听命于中央政府的特区首脑不得不撤回「送中法」。 11月，在区议会直选中，泛民派大获全胜，港人用选票对中央政府说不。 这两件事中央政府意识到他们收买不了香港的民意，而且中间多一个“特区政府”很麻烦，于是中央政府直接出手了。上周（5月28日）人大以“绝对多数”通过了香港《国安法》立法决定草案，将来中央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香港执法了。 在《从经济数据看香港新加坡过去三十年的变迁》一文里我说过： 97回归后，中央政府给香港很多优惠、特别是97亚洲金融危机时力挺香港；另外给大资本家大派定心丸，人才与资本开始回流；一时间香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中央政府力挺也有很多后遗症，最大的后遗症恐怕是在香港人心里植下了依赖。 香港人善于把握机会、敢冒险、不依赖别人，这些因素造就了香港的成功。……在新加坡人大力开发电子、制药等新兴产业的时候，香港人在大炒房地产；在新加坡人打造下一代金融衍生产品构架时，香港人在大炒房地产。 温水所以能煮死青蛙是因为温水开始很舒服、到水烫的时候青蛙已经跳不出来了。 现在香港「国安法」要出台了，中央政府还是会拿出他们最擅长的，恩威并施、双管齐下。对外，他们会继续对西方国际财团施以恩惠，再通过这些逐利的财团对本国政府施加影响。对港，一方面继续温水煮蛙，让大资本家、政客、媒体和艺人作为代理人“发声”支持「国安法」，然后派发糖果给港人一些小利；另一方面，利用「限聚令」和「口罩法」限制港人示威游行，用《大公报》等中央媒体炒作民主派的“丑闻”，用跨境“执法”造成“寒蝉效应”。假以时日，“二次回归”指日可待。 其实撒切尔夫人当初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具国际约束力的协议 internationally binding agreement”的时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中共政权又什么时候认为任何协议对自己有任何约束？2017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说过：“「中英联合声明」……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1951年签署的西藏「十七条协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一国两制，它本来是没有终止期限的，然而中央政府的耐心只有八年；「香港基本法」的期限是50年，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三年了。 西藏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独裁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中央政府（以及很多中国人）相信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利用价值已经有限的时候，香港会有别的结局吗？ 不难结论，在香港回归23年之后，这个大陆民主之星越来越黯淡、一国两制的丧钟再一次鸣响、中国提前27年实现一国一制。 是以纪念六四大屠杀31周年。 RE: 保险公司意见最大。当初的保险条款和保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持的一国两制而制定。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单方面取消一国两制，保险公司不骂死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才怪。   保险公司的相应操作也必然影响买商业保险的公司的操作。中共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要直接管治的心理，而导致一系列损人不利己的后果，真揽炒，真烂超。   @"有关政治保险的事，少不丁博可否写一篇文章？" 吴明德教授（曾是银行家，在建行和花旗工作，2019年以前常是大陆高校的坐上客）和萧若元（编剧，制作人和商家，中共曾向招揽其进入政协）在油管有多论述中共的背信弃义如和打击和摧毁香港最基本的金融和经济的运作，即使美帝不直接打击。 我党对任何法律亵渎和违反是家常便饭，从来名正言顺，大言不惭。邓小平在制作基本法时曾指示“宜粗不宜细”，并宣称“马照跑舞照跳”这些很表面的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方式，而故意忽略保障法制和自由的细则。 你会以为英国人真是天真相信中共吗？英国人真的相信中共与100多年前的清廷有实质不同吗？英国人真的相信中共不会或明或暗提早推翻一国两制而实施或明或暗的直接管治吗？难道港英政府的政治部是吃素的吗？难道留在特区政府的英美间谍探测不到特区政府如何在中共直接指导下工作吗？     我父母两边都有一半亲戚在香港或欧美，还有很多知名的香港评论人士都提到过，香港人对大陆的权贵利用香港“圈钱”或大陆权贵热炒地产是有微词，但普遍远不至于愤怒，尽管会有个别年轻人愤怒。大陆的权贵这样做基本没有违法，顶多是利用灰色地带和漏洞和举国体制。“反送中”的人士从一开始就知道某些大陆权贵有出资“反送中”以及对习帝使绊。

RE ZT: 人体温度37℃已成历史，免疫力居然…

 

ZT: 人体温度37℃已成历史，免疫力居然… ==================================================================

此文似乎道理层层。开头引用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朱莉·帕森内特（Julie Parsonnet）和她的团队的研究成果，然语焉不详，只有开头一段两句话。之后就是中国大陆近二十年流行的健康鸡汤。

 

我自己身材健硕，注意运动，饮食均衡，BMI 完美。体温就从小低于平均水平36.5, 日常是36.2-36.4。最近几个月出入某些场所常测体温，我经常对有关人员笑说，你的温度计很准。

 

几十年前读中学时，生物科老师说，专业运动员日常的心跳较慢，体温较低。

 

另外，医院急救某些病人时，强行降体温是一个做法，有没有统计报告说病人因此降低免疫力而感染得并发症？

 

所以，此文像似挂洋头，卖中式健康鸡汤。:D

RE 中国改革开放命悬香港

 中国改革开放命悬香港

https://blog.creaders.net/u/2535/202005/375298.html

周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尔到国会作证时确认：因为中国人大即将通过的香港国安法，香港的自治已经不复存在。美国根据2019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将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周四中国人大开会，以毫无悬念的绝对大多数通过了关于香港的国安法。周五川普正式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香港，中国后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与西方最重要的对接通道将有可能不复存在，而西方世界为此有可能失去接纳中国与中国正常交往的信心和耐心，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

中国自上世纪70代末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和与之相呼应的思想解放运动，延续至今，为中国带来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繁荣的经济和最强盛的国力，GPD跃居全球老二地位，靠的什么？靠的是是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不是。靠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是。恰恰相反，靠的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的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靠的是充满活力的私人经济发展，靠的是放弃阶级斗争学说政治管制一定程度的放松。

改革开放之初时，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被改革开放实践抛弃，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一党独裁专制，与无产阶级毫无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中国南方广东的深圳。中国第一块改革开放试验田，为什么选在深圳这个毫无基础条件的小渔村，而不是选在曾经是远东最大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上海，以及曾经为重要贸易口岸各种基础条件非常好的的天津大连青岛这些地方？非常简单，因为深圳靠近香港啊。深圳靠近香港，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谓的改革开放是面向西方的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向西方学习，开放就是想西方开放。香港是什么地方？香港就是西方，香港150年来一直是西方的一部份，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靠近香港就是靠近西方，深圳的深圳河对面罗湖桥那边，就是香港就是西方，多近的距离。查查深圳发展历史就知道，第一批进入深圳投资的大多是港人资本。我在洛杉矶好朋友老刘的太太老陈的姐姐就是第一批从香港到深圳投资的港人，老陈由此得以从广州来到深圳姐姐开办的工厂做管理工作，拿了那个时代的高工资，经济上有力支援了80年代末与我同期来到美国自费留学的老刘。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后腾飞起来的经济比喻为一列高速向前的火车，深圳是这列火车的第一节车厢，而香港就是带动这第一节车厢以及紧跟后面一节又一节车厢的火车头，在香港带动下，国际资本纷纷流入中国投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走向世界，中国经济得以快速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时至今日，虽然香港的贸易中心地位正在下降，但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坚强稳固。

据统计，2018年对中国的外国资本直接投资FDI，总额大约1200亿美元，其中900亿美元经香港进入中国。

很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首先到香港上市，然后下一步才是到美国上市。最近百度宣布退出美国股市，分析家们认为它将会回到香港去上市，因为只有在香港上市，才是面向世界。香港，为中国企业股市融资，提供了一个链接世界的平台。

资本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自由流动性，在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必定具有高度自由流动性。在中国国内日趋严厉的金融外汇管制的背景下， 香港，为国内不少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就近找到自由兑换外汇的地方。曾经接触过一些国内商界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在香港成立一个分公司开一银行账户，从世界其它地方赚到的钱，更愿意留香港而不是直接回到国内，留在香港的资金，具有迅速流动到世界其它地方投资的便利。

香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独一无二不可取代。正是因为如此，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时，实行了一国两制。一个统一的国家居然实行两种制度，还是两种差别极大的制度，为什么？为了面向西方的改革开放，为了让西方世界放心接纳中国加入西方经济体系。一国两制的承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加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投名状”。设想一下，如果1997年香港主权回收时，没有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一制，那么香港就会有绝对领导一切的共产党书记，有政法委领导公检法，宣传部领导媒体网络和各个大学，发改委管制着重大经济政策，还有充当橡皮图章的人大政协制度，当然香港的网络也将在长城防火墙以内，那中国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将会有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面貌，一个比现在落后很多很多的面貌。

香港失去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本身，直接产生的效应其实不大，据统计资料，2019年香港对美国出口为50亿美元，而美国对香港出口则为300亿美元，美国对香港是顺差，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后，美国对香港进口货物征收与大陆进口货物一样的高关税，香港也对美国进口货物征收高关税，美国不占优势。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最大的杀手锏是金融制裁，使出这一招如同核爆，凭借美国对的世界金融霸权地位，对香港实施像对伊朗那样的严厉金融制裁，由此对香港乃至中国经济的打击将有极大毁灭性，而中国几乎无对应招数可以还击。但这一招只能用一次，估计川普不敢轻易用，因为此举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也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真正意义在于，这是西方世界的一次正式表态：那个中国中央政府单方面强制到港人头上的国安法，宣告了一国两制的死亡，从而中国加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个“投名状”也被宣布终止无效 ，西方不再接纳中国为西方经济体一成员。就这点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景堪忧，的确进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

香港之为香港，它与内地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的独立司法制度体系。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保障，只有独立的司法才可能有公平公正。比如股票市场，比如金融交易，比如商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的完成，很难想象可以在一个没有独立、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下的环境中顺利完成。上海深圳不可能取代香港，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香港国安法，绕开香港现有立法机制，从外面从中央政府上面单方面立法强制到港人头上，是对港人治港原则的赤裸裸践踏，也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性的严重伤害，一国两制的承诺由此在全世界面前破产。

六四发生后，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曾经有这样一个名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从目前香港局势的发展来看，中美关系前景不妙，贸易战的厮杀是一个发展点，新冠疫情大爆发后的激烈争执是另一个点，最近美国对香港特殊待遇的取消又是一个新的发展点，中美关系正在一步一步不断恶化，坏的情况将会超过六四后的情况。与六四后情况不同的是，这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另外一点与六四时不同的是，六四发生时，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融合度还不高，而目前的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经济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二者的分裂引起的经济后果将会非常巨大，对世界经济的破坏性难以估量。

RE:

博主所说事实和道理是很清晰明了的，也曾是我党的共同认知。

很不幸，习近平同志及其宠幸的官员和砖家有严重的认知障碍，这在2019年已经表露无遗。秦制斯大林体制的逆向淘汰使然。

所以，很多香港的论者已经早一年预知我党的举措及其后果，就如我在2019岁末写的《香港人赢得了双输》所总结的。

党国内建制内应该有相当多的人士有马黑博此文的分析和观点。然今上及其宠臣和参军有严重的认知障碍，嬴胡亥，王莽和朱由检是鉴。

正是。即使美国赤字累累，隔几年就“量化宽松”，滥印钞票，以实际上的美元税来剪全世界羊毛，然而开放，透明，和法制就使大多数国家，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别无选择，使用美元。

欧元本来也有此潜质和企图成为国际计量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可惜美帝使坏。

为何双输令香港人利益最大化？

 我于2019-12-06发表了《香港人赢得了双输》@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YxMTk5

对反送中运动进行了总结，并把历年来写的关于香港的文章36篇列出。

之后也在若干场合提到“双输”。今天在“特有理”博客也提出了，然“特有理”提出疑问：“一国一制后香港人利益能最大化？”。

这里做出说明，也是对《香港人赢得了双输》一文的补充。

中共对香港的自由和法制和法治的侵蚀自2003年已经很明显，虽是温水煮青蛙。对香港人大众的经济利益的损害越来越严重，表面的经济繁荣只是益了地产商和中共权贵。一国一制是大势所趋，实在必行，这是中共的初心所决定的，而中共的基因决定其只会做直接管治不识间接管治。江三核心和习四核心所做的形式不同和步骤不同。习大大只不过比江三核心做的粗糙和急躁而已。送中法案和反送中只不过加快了一国一制的实施而已。

 

若按江三核心的既定方针办事，闷声发大财，既收割大陆韭菜，也收割香港韭菜，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能达到中共权贵在香港利益的最大化，这也会是香港普罗大众经济利益的最小化，就如大陆韭菜一般。同时还可以维持一国两制的假象而行一国一制之实，就如2019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土共的表现所证实的。反送中运动迫使中共过早暴露了战略火力，有意无意中为美帝的反共和反中作了战略配合。

香港人在香港的利益：自由，法制，法治和经济利益必死。将来慢慢温水煮青蛙是死，现在壮烈牺牲是死。

现在壮烈牺牲的死：

1.    令中共失败，而香港人精神升华，令香港人在西方自由世界声望升，也让全世界知道有一群中国人在中共强权碾压之下不做奴隶并激烈反抗。香港人成为华人之光，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华人相辉映。

2.    令香港人从普罗大众到富人加速转移资产到外国，最大限度保障经济利益。

3.    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失去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就如70年前上海永久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般，必然对香港的本土经济有毁灭性的打击。然香港人可移民外国，且美国，英国和台湾多少都会收多点香港移民，令部分原来“贫贱不能移”的香港人也可以移民。有论者提到，香港人将会成为犹太人，只要他们心不死，拥抱自由。

4.    如此急就章的一国一制，必然令中共在香港的全面管治成为一个敌对的外国占领军，中共永远赢不了香港人的心。只要不成为中共的奴隶，留在香港的大部分香港人就有利益的最大化，而土共无论如何对主子输诚，但中共主子永不信任。奴隶从来没有利益最大化，因为韭菜总是被收割，从经济到心灵。

RE 谁捡走了香港的"皇冠"？纽伦港成纽伦坡?

 

谁捡走了香港的“皇冠”？ZT

来源：世范区 美好江苏 

中美两架战车的冲撞，正在激烈地撕扯着地缘政治各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已经处在历史的临界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面临着1997年金融风暴以来的最大考验。

5月28日港股开盘后一路下跌，最多时下跌超过2%。人民币汇率也再起波澜，从5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人民币离岸一度狂贬500点。分析指出，近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贬的主要原因是避险情绪下美元指数维持高位震荡。

市场对中美之间冲突有着强烈的避险情绪，尤其在香港市场上各路资金惴惴不安，都在急切寻找安全通道。从香港到北京，从监管者到决策者，都在严阵以待。

虽然2019年香港遭遇较大社会动荡，但不少在港外资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5月形势突变，让他们措手不及，不少公司考虑把亚太区总部迁往新加坡。

据路透社消息，为回应中国计划实施“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美国对香港输美产品的特惠关税税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方发表涉港言论重申中方立场，称如果有人要执意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回击。

▲中国全国人大5月28日下午高票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路透社）

一旦美国取消对港特惠关税政策，到底有多大影响？简单点说，就是不再视香港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内地合法合理地通过香港绕过各种贸易壁垒的出口通道被关闭，再进一步，进出香港的资金也会受到限制，这样的话香港的作用就与上海、深圳等地差不多了（当然这是最悲观的一种结果）。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早泰娜（Tara Joseph）说，香港对北京和华盛顿而言本是双赢：北京需要通过香港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相当于它的金融服务中心；而美国和美资商业机构也从香港获益。但是香港现在的境况对两边都无益。她说：“我们现在处于美中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濒于脱钩的境地，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美国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指出，香港的贸易将会首当其冲受打击，严重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根基，但掀起的地缘政治影响远高于经济后果。

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经济的皇冠。因此，对于香港来说，就不是资金和人才外流的问题，而是将动摇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香港经济的核心造成致命打击。而一直与之竞争发展的对手新加坡，将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仅将迎头把香港踩在脚下，而且还将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三大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目前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纽约和伦敦，这两大金融中心，无论从市场规模、完善程度以及对全球资本的影响，都是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处于第二梯队的则是香港、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悉尼等城市，则在区域性发挥金融作用，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如上海、多伦多、汉城、马德里、都柏林、吉隆坡、印度的孟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等，基本上是在本国发挥金融作用，属于本国或国家金融中心。

不过，从金融地理（金融时区理论）来看，全球性金融中心至少应该有3个，分别分布在北美、欧洲及东亚，这样全球金融体系可以全天候24小时接力运作。时区金融理论是从人类生命起居周期、习惯需要出发，因而更容易建立区域交易平台和及时掌握本地和产品实时信息和定价权的需要，只有掌握实时信息和产品定价权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目前北美有纽约（西五区）、欧洲有伦敦（零时区）两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而在东亚则缺少了全球级中心，只能由三个区域级中心东京（东九区）、香港（东八区）及新加坡（东七区）顶上。其中新加坡为了方便与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往来，将本国的标准时间设在东八区，也就是说新加坡时间与香港、北京一样，没有时差。

借助日本泡沫经济的东风，东京曾在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金融市场一度与伦敦、纽约相抗衡，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下滑，金融改革步伐缓慢，东京金融中心被同一地区的香港、新加坡迎头赶上。

香港金融市场发育比新加坡早，因为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才提出了把国家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当时正好东亚地区需要一个调剂美元的国际资金市场，以便把亚洲地区的流动资金集中起来，解决亚洲地区对资金的部分需求。新加坡政府抓住了机遇，设立了亚元市场，为新加坡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先决条件。

在成功创设亚洲美元市场后，新加坡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显著提高，新加坡政府一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向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与同一时区的香港产生激烈竞争。

在这个时候，香港政府对发展金融市场不是很积极，既不肯撤销外币利息税又不愿意发放外资银行执照，这使得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化比同时期的新加坡逊色得多。直到70年代后期，香港政府才变“消极不干预”为“积极不干预”，为推动其金融市场国际化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措施，鼓励外来投资。

在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亚洲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直接推动了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迅速崛起。尤其是香港，在21世纪凭借背靠中国内地经济腾飞的优势，证券、保险及外汇等市场均获得突破性发展，在与新加坡争夺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时获得较大优势。

 

尤其是在安然事件后，美国通过了《萨班斯法案》，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要求，纽交所的上市业务大幅下降，而香港新股集资额分别在2006年、2009年、2010及2011年超越纽约，让西方金融界觉得不可思议。在香港上市的新股中，绝大部分为红筹股或中概股，也就是说，中国内地经济的突飞猛进，为香港证券市场提供了充沛的上市公司资源。

为此，2008年1月2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推出封面文章为“纽伦港”（Nylonkong，Ny即纽约，lon即伦敦，而kong即香港），俨然把香港定位成与纽约、伦敦同一档次的国际金融中心。

不过，无论是香港内部还是国际金融人士都对此有清醒认识，一方面认为香港目前金融中心地位实际上还达不到纽约、伦敦的高度，另一方面从未来发展看，也难说能否赶上去。

瑞士信贷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就认为：

香港在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上也有所欠缺。伦敦和纽约市场所依赖的政治制度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已稳固下来，而香港的政治制度仍处发展阶段，未来走向仍是未知之数。这其中还牵涉到它的政治制度发展如何与内地衔接的问题，上海和北京则无此顾虑。

现在看来，国际金融人士对香港这个隐忧其实早已了然于心。

这是香港躲不过的劫，是迟早要面对的结局。

然而，为什么替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为什么不是东京，又可不可以是上海、深圳，甚至澳门、台北呢？ 

澳门只能抢块小蛋糕。在前一天我们的推文《赌王谢幕，澳门摸得一手好牌》中谈到了，澳门的确摸到了好牌，但是在历史上几次都错过机遇，现在更是如此，除了有钱以及中央的政策支持外，没什么注可下。

台北看到了机会，也舍得下注，但是得不到这个机会。

台北市长柯文哲27日表示，我们现在比较关心香港的资金、人才外移时，台北能不能接到，还是全部被新加坡拿去，我们开始在准备。他预估，未来半年香港的人才、资金会大量外流，我们还是要比新加坡好，人家才会来，不然就全跑去新加坡了，但现在还是输的。柯文哲说，昨天新加坡代表有来找他，比起自由度，亚洲的金融中心比较可能移到新加坡，不会是台北，这的确是我们的缺点。

湾湾真是聪明，也算得精明。相比新加坡，台北不仅金融基础没有新加坡好，而且没有那么好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大陆法系，与新加坡根本没法比。还有一点，就是台北也有相当的地域政治风险。

东京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却有和台北、澳门一样大的问题，那就是大陆法系。因此，日本那么有经济实力，这几年恢复得也不错，政府也推出了扶持金融的政策，但是东京的金融中心也就那样，上不上，下不下。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对金融市场的发展真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都是在社会秩序与国家滥权中取得平衡，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就是行政与司法强弱的对比。大陆法系侧重社会平衡（？？），希望以法律条规甚至国家颁令凌驾一切，因此行政力量强，而法院倾向于顺从行政权、配合执行命令。英美法系侧重于处理国家滥权，因此以支撑市场和调解纷争为手段，其司法能动性、独立性强，有利于灵活保护投资者、惩戒新型不当行为，也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国家干预，因而能促进金融市场深度发展。

从历史发展来看，英美法系即使在非民主体制下，也能产生蓬勃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和香港，而大陆法系即使在民主体制下，也未必能成功，如韩国与台湾。

从当今十大国际金融中心来看，只有苏黎世、法兰克福、东京是大陆法系，其余7个都是普通法系（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悉尼、波士顿），而且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排在前4位。

因此，香港、新加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跃升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偶然的，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地方的金融活力便会充分展现。而现在，新加坡除了占有天时，还有地利（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联系的交通枢纽位置，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及大洋洲）、人和（多年来一直尽量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等优势条件。

香港大学教授赵晓斌通过比较近三、四十年各个主要证劵市场的数据后，发现以下明显趋势：

首先，英美体系：如纽约、伦敦、香港基本实现资本积累升值；而在欧洲大陆市场的资本基本保值。至于在亚洲的大陆体制市场，简单说“瞎折腾”，多为资本亏损。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的资金就只会视亚洲大陆体制的市场为投机的场所。当缺乏外来的长期资金支持，股票资本市场根本就难以发展起来。

因此，中国内地的上海、深圳等地在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除了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关要过之外，也同样面临与东京、台北一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上海、深圳的金融中心发展得再好，最后也只可能达到像东京、法兰克福一样的高度。

不过，由于这两年香港形势风云变幻，深圳战略地位凸显，金融发展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突破。我们在《深圳的关键时刻：三区叠加，必然直辖？》一文中曾指出：

从先行示范区的定位与目标来看，深圳已经超越了配合香港、服务香港的角色，而是前述“面向世界”的全新定位。不仅如此，由于2019年香港局势出人意料的变化，中国需要从底线思维出发，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来对冲香港的风险，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就是一个战略对冲。

作为华南经济中心，广州也会分得一些干货，如正在建设期货交易所（详见《干掉上海，力压深圳，广州凭什么获得期货交易所？》一文）

也就是说，深圳、广州、澳门都会承担各种金融功能，以支撑大湾区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金融需要。

不过，就金融中心发展而言，深圳、广州、澳门乃至上海、台北的获利，都比不上新加坡。这个与香港纠缠了半个世纪的兄弟，终于在各方“助攻”下，将意外捡到亚洲时区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顶皇冠。

“纽伦坡”呼之欲出。这是香港无以言说的结局。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0-05-29 06:29:02

很多人包括我至少5，6年前已经预计新加坡将取代香港，而新加坡十几年来一直未雨绸缪深谋远虑而布局，因为中共对香港法制和自由的侵蚀和践踏从2003年开始已经很明显，有目共睹。习大大只不过比江三核心做的粗糙和急躁而已。送中法案和反送中只不过加快香港的没落而已。

RE 中国经济走衰，北京手上无牌．何清涟

 中国朝野一直笃信一条，“信心就是生产力”，无论是遇到经济困境，还是发生天灾人祸，统计部门与宣传部门都很努力营造“曙光就在前头”的幻象。只有今年不同，政府工作报告甚至未设定GDP增长目标，从1994年中国首次将GDP增速列为政府工作目标以来，每年都列有GDP增长数值指标。这一不同寻常之举足以说明：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长将会延续，中国政府对提振经济计穷力竭。

中国政府最拿手的经济刺激政策失灵

中国政府未设定GDP增长目标，是27年以来首次。《华尔街日报》认为，不设增长目标，乃因中国经历了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之后，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急于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这恐怕有点高估了 中共领导人的耐心，早在今年2月疫情还很严重之时，习近平就要求按时复工，最后导致地方政府为完成复工任务下达指标，工厂被迫开机器空转。

我的看法是：就算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恐怕也无力回天。最近接受采访时，好几位记者都问：中国政府手中还有什么牌可打？我的回答是无牌可出。

有关中国经济讨论得最多的是：要不要重启“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这讨论其实多余，近三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放水，2018年，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逾180万亿元，较前一年增长8.4%。2019年仅12月一个月就新增人民币贷款1.14万亿元，略低于11940亿元的路透调查中值，但对经济几乎没起到什么刺激作用。

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主要是将资金密集投放铁路、公路、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如今无论是铁路、城市地铁、房地产，早就都是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欠了巨额债务，再投进去，无非是增加过剩产能，继续增加政府、企业债务。

中国债务过高，是国际投资界非常关心的话题，几乎年年都被提起。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中国年增长率6.3%创“27年新低”之后，303%的债务比重再度登上美国、英国、日本财经媒体的版面，评论者一致认为中国的债务存在极大的危险。

如此情境，再加大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保六”到“六保”，世界“经济引擎”变成保生存

今年，中共总理李克强将去年的GDP“保六”变成了“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和“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所谓“六稳”是2018年就提出的治理经济之策，结果并不如意，就业、外贸、外资一样也没稳住，因此增加了“六保”。由于已经不再设GDP增长目标，“稳预期”就成了多余。

而细数“六保”，其中除基层运转这一项与政府管治有关，其余都与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有关。将保基本生存当作国家大政，实际就是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不保。从2005年中共理论界三朝元老郑必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中国和平崛起》，欲与美国试比高，到今天只能保基本生存，其间十五年，如何走到这地步？值得写篇长文检讨。这里只丢个梗在这里，回到本节主题。

一场疫情将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偏高这一弱点的短板全部暴露出来：“保就业”，乃因一旦失去海外订单，中国企业开工率不足，失业立刻剧增；“保基本民生”，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68%依靠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等三大主粮对外依赖极强，据2018年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了82.3%左右（低于世界安全标准的90%），谷物自给率降到了95%左右，一遇到国际关系紧张，外汇储备缩水，粮食能源安全就成了必保项；所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业链讲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供应链谈的是原料、粮食、能源的国际供应链。食物、用电、燃气、交通（汽油）等都关系到民生；“保市场主体”就是保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

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因对外依存度极高，无异于泥足巨人，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就变得脆弱无比。疫情之前，中国欲扛经济全球化领军大旗；疫情当中，中国想领导世界抗疫；如今遇到各国外交孤立，一下就跌落到只求保基本生存。

中国正在失去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内需严重不足

不少国内网军都认为，中国有14亿人的内需可以提振。这完全是不了解中国消费率多年持续走低的无知之言。

多年来，支持中国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内需当中，所谓内需最弱。内需弱，消费就难以提振，国民最终消费率就低。2019年的消费率高，相关部门报喜，也就57.8%，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70%左右。为什么会这样？乃因中国住房支出太高，挤压了其他消费。

以下为中共官方数据：2018年底，中国居民债务额达到45.92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了154.1%，债务额年均增长率达20.51%，可谓惊人。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仅增长42.5%，年均增长仅7.3%；同期GDP仅增长41.4%，年均增长不到7.2%。五年来，中国居民债务总额的增长以3倍于GDP和可支配收入的速度快速膨胀。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说过，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了房地产领域，大比例的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2018年的居民负债中，住房贷款超过56.1%。与住房相关的债务超过7成。畸高的家庭负债，不仅隐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严重挤压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企业开工率不足，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中国的失业问题将更严重，中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将随之下降，提振内需更为困难。

各国应该调整国内经济，降低对中国依赖程度

人类特性都是舍难求易，那些对中国产生严重经济依赖的国家，就算中国今年两会未设定GDP增长目标，也很难面对中国经济严重衰退这一现实。有些评论还非常忧虑，认为世界经济失去了发展引擎。少数对中国经济依赖过高的国家，过去一直不敢得罪中国，害怕受到惩罚。最近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一直不肯摒弃华为的英国，直到5月23日，才算是宣布弃用华为5G；日本首相安倍终于壮着胆子，公开指称病毒来自中国。以上这些，被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认定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面对国际交往受限”。

中国在过去10多年来，之所以被视为“世界经济引擎”，就在于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让中共既能全世界购买能源、农产品，又能通过援助、捐款购买影响力（比如对非洲与世卫）。但正如我在《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风光难再》（2020年5月24日）一文中所谈，这笔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对美多年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每年贸易顺差的90%以上），二是位居对华投资第一的美资带去的，一旦美国抽走中国依靠的肩膀，中国顿时就失去了全球“买、买、买”的豪气。

过去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过高的澳大利亚、南韩、日本、德国等，在中国经济走旺之时，调整本国经济结构不容易。现在中国经济走衰，想依赖也依赖不成之时，正好是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机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旦经济上对中国依赖程度降低，受到的政治要挟就会随之减少。

作者：黄花岗 回复 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0-05-29 11:29:13 能在每次选择的路口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这容易吗？厉害国制造的神奇测试盒的错误率最高也只达到80％！习主席太了不起了。 我很幸庆当年的判断，中英一签约我就逃离了香港，而且是兄弟姐妹全跑了，现在我们的后代不用冒着危险上街抗争。 当时遭到香港朋友的一致嘲讽 回复 | 2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0-05-29 06:18:12 2019-2020， 世界两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超巨经济危机边缘。 习近平同志的所作所为，避免了美债爆破，挽救了美元霸权，挽救了美国经济，且结构性地挽救了美国经济，而把中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因同时背负两超巨危机的结果。Oh,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