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转载了一篇好文章：《历史学家为何不愿为麦卡锡“翻案”》 麦卡锡恐怕是中国与前苏联乃至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民众最熟悉的美国人：是美国疯狂迫害共产主义者的代表，是共产党要反抗和竭力防止美帝渗透颠覆，防止反共势力复辟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最有力反面教材。 而真实的历史事实，正如网友麻辣搁笔评论的 ：【相比起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迫害狂潮，麦卡锡主义简直是轻风拂尘。】上报这篇文章很好地还原了这样的事实。麦卡锡几乎一个人掀起了美国反共风暴，但是这场风暴除了激发了美国人整体对共产主义属于邪恶的认知，包括认识到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真正的远超麦卡锡的政治迫害，但是这场风暴搅动的尘埃，落到最倒霉的几个人头上，比如著名好莱坞作家编剧知名美国共产党人川博，也不是什么砸得粉身碎骨的大山，而只不过是有些灰头土脸而已。麦卡锡逼得川博自由自动迁居到墨西哥，川博照样让好莱坞拍摄他的大作，并一起赚大钱出大名，甚至获得奥斯卡大奖。甚至川博还成为了在美国土地上被树立雕像的唯一共产党人。不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有没有这样的福气。至少中国大地上国民党军队抗日烈士的墓碑墓地是几乎全部被砸掉挖掘了的。 为什么麦卡锡主义没有导致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迫害政敌，波及全民甚至死鬼那样的全国整肃和古拉格夹边沟？甚至没有弗朗哥乃至蒋介石反共的“白色恐怖”？为什么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二战英雄共和党总统也要阻止麦卡锡主义蔓延？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制衡机制的张力韧性，而不是任性，也就是把美国区别于法西斯和共产党极权独裁专制的根本。麦卡锡的兴起与消亡，也为后来苏美冷战美国赢得胜利打下了基础：反共成为美国共识，同时美国反共不是共产党法西斯的镜像，而是真正民主自由公民权公民意识的展现。美国式民主制度，不但是二战前主导胜利的力量和旗帜，也是战后冷战过程中美国左右互搏包容避免极端主义，不出现二战前后西班牙那样的左右极端分裂血腥内战的范例模式。这个模式如果能够继续保持，美国既不会再出麦卡锡，也不会出现文革，个把极左极右人士当了纽约或者新奥尔良市长，都不足为奇也不足虑。 如果当年美国没出现麦卡锡，或许今天美国共产党员至少会有几百个当上大学校长。如果麦卡锡真的把千百万美国左倾分子都送进了夹边沟，或者全部驱逐到了加拿大墨西哥，最大的可能是柏林墙不会是东柏林人单向翻墙逃亡西柏林，而是东西双向逃亡，两边都不是东西。 所以，麦卡锡本来就是个好同志。不需要什么平反。他是苏联中共特别欣赏的“反面教员”，但是他实实在在站在共产党反面。他也是美国的反面教员，美国人通过他的说教，不但认识了共产主义，也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反面镜像并不是美国式民主自由共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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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4日星期一
RE 麦卡锡是个好同志，不需要什么平反
2025年8月3日星期日
RE 从张将军的安危说起
施化
刚刚过去的中共八一建军节，关注时局的朋友估计都注意到，央媒报道中现出的种种诡异。比如没有将军授衔仪式，军委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均不露面等等。再加上万维网天机指南等网友对张又侠将军是否翻车失手的议论，尤其是一篇猜测张的结局，到底会像林彪或像叶剑英的评论，更引起众多关注。担心张将军会不会优柔寡断，如果不像叶剑英那样一举粉碎四人帮，拔除习家帮，反可能像林彪一样被打成反党集团，身败名裂。
我觉得他们想多了。事情完全不像网民们所猜测或议论的那样，令人血脉贲张。至少，张又侠既不是林彪，也不是叶剑英，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只不过在与习帝赌气争输赢，完全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念想。由于思维受限，做事最多到此也就为止了。其后的结果，大不了出个和事佬，劝双方各让一步，握手言和。中共还会维持与现在一样的统治，直到最终谁也想不到的失去平衡的那一刻。所以说，张将军如今安全得很，绝不如有人所期待的那样，放着好好的军队首席不做，冒险去粉碎什么玩意。
老张的安全还有另一类背书，那就是，习帝不得人心。不过这里说的不得人心，不是指倒行逆施。虽说习在十几年内搞垮了中国经济，孤立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上上下下并没多少人在意，因为他们信息闭塞不知道。当然，忧国忧民的人除外。遗憾的是，举国上下，这样的人寥寥可数。
从高层讲，无论在位的常委或不在位的元老，他们每天的消息来源就是内参简报，内容报喜不报忧。他们对习的一系列烂尾工程毫无概念。反正享受着国家最好的生活待遇，没什么可愁的。从底层讲，信息就更加闭塞。由于人人莫谈国事，哪里知道什么全面性崩盘破产。他们只知道工资虽少，日子还过得下去。况且比改革之前好到不知道哪里去。尽管如此，习背叛老领导，害死共事多年的同僚，坊间还是有不少传闻。总之，如果有人想暗暗出面助习灭张，无论暗杀还是抓捕，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因为人心向背毕竟还在，不敢做得太过分。
其实张大侠为什么会突然翻脸，清除习的军中势力，说来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卫，或赌一口气。这跟救党救国没有半毛钱关系。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二十大前，习张配合得非常好，两人之间一句高嗓门都没有。由于张的协助，习顺利在二十大狸猫换太子连任。从后来的发展看，引起争端的矛盾主要不是来自习本人，而是他大力提拔的那几个家丁。新秀们看着老军头怎么也不顺眼，认为他这么老，凭什么在那里挡道妨碍自己升迁。反正二十大连任后都已是习家天下，还在乎这个老东西干啥？于是就有了小混混钟绍军当面逼张又侠辞职的一幕。事后大家都知道，习没有为难张，反而顺手贬了钟。这说明，习张之间没有原则性分歧。当然，还有许多内幕不为人知，但基本可以确定，凡是借助习的名义倒张的，原本非习的原意，而是他们自己作孽。否则怎么解释，张反戈一击，清除了军内的全部习党，比如苗华何卫东，习不但不保，还基本配合？仅此一点，张也无法与习结下死仇，即便心中十分不满。据说，习在三中全会上有过一次劝退张，被张当面驳回，为此中风发作。而在场的张，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指挥了习的抢救，把他从鬼门关上拉回来。再重复一遍，那些呼吁张将军学习当年蔡锷，一举拿下习帝，当民族英雄的人，实在是想多了。
再进一步，即便如拿下四人帮一样拿下习，后续又能怎么样？会立刻召开四中全会重新组建新的党中央吗？各派的利益如何平衡，席位如何均分？还真不知现在这批一向唯上，没有主见的中央委员们，该作什么决定。他们会听张又侠的，还是听温家宝，胡锦涛的？不知道。估计我那些满脑子都是党领导的朋友，到这时也不知该怎么办了。本质上，换一个党中央与换一个皇帝，就思维而言，一寸的长进也没有。
很早以来，我就建议一些立志甚高的朋友，千万别随鸡起舞，或者鸡还没有起来，就变着法子催它起来，然后跟着起舞。因为你忘了你自己才是那只鸡。别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毫无价值的猜测和编撰上，开动脑子，多想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当自己还没有开始思考时，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启发大家一起来思考。
为什么我总在提倡思考？道理在于，任何现代人的任何行为，都受思维支配。必须先有思维，才有行动，而不是倒过来。不过许多人心急，不能等待，以为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先动起来，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变好，至少好过现在。做事凭侥幸的人，结局往往不幸。
一个显而易见的普遍真理：凡是用俄国方式思维的人，得到的就是俄国的命运；凡是用伊朗方式思维的人，得到的就是伊朗的命运。一样，凡是用美国方式思维的人，得到的是美国的命运，凡是用中国方式思维的人，得到的是中国的命运。没有例外。
202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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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饮食：这几年的预制菜
这几年的预制菜
在中文媒体中，这两三年预制菜名声日差，虽然日渐大流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和解放后的香港。
本来，各传统菜系中包括粤菜，都有相当比例的预制菜，例如各种腌制的，长时间炖煮焖烤的等等，必须预制，例如扣肉，各种牛羊腩煲，卤水食品等等，上菜时用各种方式加热即可， 有的隔餐翻煮更好食。
北京鸭9成的工序都是预制的，剩下一成，顾客点菜后才开始做。
只是近几年，出于各种原因（省略一千字），预制菜泛滥，主要是非传统，基于成本考虑和基于科技狠火的预制菜，既不好食，也不健康，更破环了饮食业的生态（省略一千字）。
这也蔓延到西方国家的唐餐馆。我发觉若干我常去粤菜馆不如以往好食了。例如其中一间在商场电影院门口，电梯旁边的旺铺，一次是厨师失手，两次是我不好运又遇着厨师失手，三次的话，是待客之道的缺失，没有下次了。此铺也冷清了，但生意不差，因为主要做外卖，堂食也少唐人，主要是粗鲁不识食的西人。
好食的餐厅，刚开门就半小时内就坐满一大半，不好的，最旺的时候也冷清，鬼佬也骗不了。澳洲白人的嘴也有广府人一半叼。
因为好的选择少了，我多食了日本餐，特别是回转寿司，食材新鲜和工序透明。
粤菜与预制菜
传统预制菜在粤菜中的比例应该是在四大菜系中比例最小的。
粤菜大排档或大排档风格的粤菜馆是最难被非传统预制菜渗入的。例如最普通的干炒牛河，由各种新鲜食材，包括牛肉，通过差不多十道工序，其中四五道是分开炒各种配料，才有相应的色香味俱全包括锅气。一定要大火大锅小份量炒才够锅气，而锅气是稍纵即逝的，只有５到十分钟的生命。各配料大份预先炒制的，真正广府人是不收货的，即使爆炒发生在后厨而不是开放透明厨房。
至于香港的中餐馆，包括粤菜的，自香港２０２０年解放后，各方面的服务素质大面积深度塌方，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后果。广州，佛山，南海，番禺和顺德等，还OK，因为厨师，领班和侍应基本以本地人为主，以差劲食品得罪街坊实在不好意思。
中文媒体常吹广东什么海底捞和小龙虾如是种种很流行，应该是那些在广东居住的北方人中流行。广府人不会拒绝，但只会偶尔试下，转换口味而已。
2025年8月1日星期五
ZT 生于印度的斯坦福教授能让NIH低下高贵的头吗？
7000亿的错题：NIH与美国人的短命现实
2024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终于回到疫情前的77.5岁，看似是个恢复性胜利，却难言值得庆贺。
过去二十年间，NIH投入超过7000亿美元，用于资助论文、孵化诺奖项目和开发“革命性疗法”。但现实是：超过1.29亿美国人患有慢性病，90%的医疗开支花在这些疾病上。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这些应被精准医学遏制的疾病，反而愈加普遍。
“我们一直在错误的问题上做正确的研究。”一位NIH资深研究员在《自然》上如此形容这个庞大系统。它曾代表全球生物医学的前沿，如今却深陷“高投入、低产出”的制度泥潭。NIH原本的使命是保障美国人民的健康，延长他们的寿命，但这一目标，却成为它自己最难回答的问题。
直到Jay Bhattacharya出现。
这位从未在政府任职、曾被主流舆论视为“边缘流行病学家”的斯坦福教授，这位曾因疫情期间公开反对全民封锁而被打入冷宫的异议者，如今竟被请上NIH的主位。对Jay来说，这不仅是一次任命，更像是一场制度对自身的反问。
“今天的美国孩子可能活不过他们的父母。”他说，“这不是失败，这是耻辱。”
在这一瞬间，科研体制的荒谬不再是抽象逻辑，而是刺痛人心的公共悲剧。
边缘人的崛起：经济学家的医学叛逆
Jayanta Bhattacharya——连他自己都绕不过来的名字——是斯坦福的“非典型教授”：不进董事会，不打品牌，不管人脉。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奖章，只有堆满的文献和那件褪色的校服。
如今，他成为NIH第18任院长，执掌27个研究所、2万员工和480亿美元预算。他的上任既非政治回报，也不是命运馈赠，而是一场制度震荡中，一个少数派科学家的意外落点。
这份“非典型”从他孩提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Jay出生于1968年印度加尔各答，母亲来自贫民窟，父亲靠签证抽签赴美，在麦当劳打工，搬家后住进了剑桥的公租房。他靠奖学金读完斯坦福，靠的是拼搏、极度自律和坚信教育是“穷人唯一的自由”。
在他17岁进入斯坦福大学那年，美国正经历里根经济改革的顶峰，而校园内“自由市场”是学术显学。Jay原本想学化学当医生，但在听了经济学教授Alan Garber的一堂讲座后，他改了主意。
“经济学不仅是关于钱，而是关于生命的价值。”他在本科论文中写道，“如果医疗资源有限，那我们必须用统计和道德来同时衡量一个人的治疗机会。”
这个选择，成了他一生的关键词：用经济模型重建医学——把健康、寿命与制度纳入数学公式。
他在斯坦福完成了经济学学士与硕士，之后又取得医学博士（MD）和经济学博士（PhD）双学位，这在美国学术界是极少数的“双主线型博士”。他的论文题为《医学专业化的终身回报率》，融合了医疗行为、经济激励与社会公平。导师Thomas MaCurdy评价他：“拥有‘混种大脑’——一半临床、一半模型，是一个跨医学与经济、横跨政策与流行病模型的“学术混血体”（hybrid thinker）。这份跨界让他一度边缘，也一度成为唯一看得见盲区的人。早在疫情之前，他就已多次在论文中指出：NIH资助体系日益风险厌恶，学术圈激励机制扭曲。但那些批评，如同沉入深海的气泡，几乎无人回应。
疫情期间，他与另外两人共同发表了《大巴灵顿宣言》，主张精准保护、反对全民封锁。他还与小肯尼迪一起公开反对mRNA疫苗对婴幼儿强制接种政策，但他强调自己不是反疫苗。
“我自己打了疫苗，小罗伯特·肯尼迪也打了疫苗，我也建议老人去打，”Jay说，“但我反对给6个月大的婴儿打针，没有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凭什么让他们冒风险？”
这样的言论，让他成了一个“谁都不讨好”的异议者：对体制派而言太叛逆，对反体制者而言又不够激进。可Jay并不在乎标签。这是一种近乎孤独的科学谨慎主义。你不会在他口中听到流行语，也没有“真相唯一”的口号。在动荡的公共舆论中，这个身份逐渐被异化为“保守派的科学代言人”。
直到2024年11月，川普胜出连任预选，并在媒体与政坛一片哗然中，提名Jay为NIH新任院长。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他的发言不同于以往被提名人的陈词滥调：“科学不是教条，异议是科学的本质。我们失败了，必须承认。”
他没有许诺新项目，也没有开各种空头支票。他谈的是：慢病危机、数据透明、验证制度、科研信任——这些长期被NIH刻意回避的“难题”。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他不是最完美的人，但是唯一一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人。”
那一刻，Jay不再是边缘人，而是这个体系极度需要、却从未真正欢迎过的“系统性批判者”。
“我是基督徒，不是为了享乐而来。”他说，“这不是我多聪明，而是我被召唤去做这件事。”
穿破裤子的掌门人：一次非典型性上任
如果你在构思一个完美的公共卫生领导者形象，或许会参考Fauci的西装、Collins的媒体技巧，甚至Walensky的危机沟通。但你绝不会想到Jay Bhattacharya。
在启程华盛顿前，他衣柜里只有两套西装，其中一套还是高中辩论队时母亲买的。直到上任前五天，他才在老友Peter Robinson陪同下，匆忙添置了一套“体面装备”。Peter见他穿着膝盖破洞的卡其裤进店，问：“你什么时候摔的？”Jay淡淡答道：“两年前。”
这不是刻意营造“亲民”，而是他身份的自然延伸——学术出身、远离政治、不懂媒体、不玩人设。他的第一条Op-ed，还是朋友Peter教他发的。
某种意义上，他几乎是美国行政体系中最“反政治”的存在：没有仕途欲望，不懂表态节奏。他反应慢半拍，却更诚实；不会制造“公众形象”，却反而赢得了公众信任。
“他有点呆，但你会放心把家人交给他。”一位斯坦福学生这样评价。
他是典型“书呆子型”：生活简朴，不追奖项，不讲故事。每天骑车上下班，不只是极简，更是一种信念：科学必须贴近现实——不是模拟社会，而是实证人群。
这种务实，在他的慢性病改革议程中格外鲜明。他不喊口号，而是反复提到：“20年间花了7000亿美元，美国人却越来越不健康。”他主张科研从“高科技治病”转向“基础行为干预”，如饮食、运动、心理健康。
但也正因如此，他与官僚体系格格不入。在一个讲究话术和包装的环境里，他像个走错片场的人：不懂剧本，不会平衡，不熟潜规则。
有人因此批评他“缺乏共识领导力”，他回应：“我来是为了修复科学，不是修复妥协。”
他上任当天便解除了几位核心部门负责人，包括传染病主管，引发轩然大波。《自然》称那天是NIH“最黑暗的一天”。
他没有道歉，也未安抚，而是组织启动了2100多份研究拨款的重新审查与申诉流程，试图用制度化程序替代情绪化争辩。
“我不是要反对谁，我只是想问，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论文，却救不了一个胖得动不了的孩子？”
他的迟钝与固执，出于对体制性失败的深层警觉。他的短板也不难发现——行政管理经验匮乏，过去只带过六个人的研究小组。他在听证会上坦白：“我不会管理2万人，所以我得找对人。”
全场一度沉默，随后响起笑声——因为在政治舞台上，有太多人说他们“很懂”，却搞砸了一切；而他说“我不懂”，却是第一个公开质疑制度失灵的人。
他的坦诚，是一种罕见的冷静力量。
在专业被政治污染、科学被工具化的今天，他的出现，也许说明了另一个真相：有时，最不像领导者的人，才是最需要被听见的声音。
五千美元的出击：一场对抗权威的实验
2020年3月，病毒数据混乱、封锁政策仓促、疫苗遥遥无期。CDC与NIH尚未厘清基本感染率，更遑论致死风险。就在这场混沌中，一项经费仅为5千美元的研究悄然启动。
研究由Jay Bhattacharya领衔，地点在加州圣克拉拉县，资助来自一位匿名捐赠者。问题很简单：“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感染了新冠？”
在全民恐慌的时刻，这样的发问几乎被视为不合时宜。但Jay认为：如果不知道病毒的真实传播率，所有防疫政策都将盲目而失控。结果公布后震惊四座：感染数远高于预估，致死率却远低于官方数据。而这竟然是美国首个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主持人Peter Robinson曾感叹：“一个每年花几百亿的公共卫生系统，居然没人做最基本的数据测量，最后靠你和五千美元把这口锅给补上。”
讽刺的是，随后全球陆续出现数十项类似研究，结论多与Jay相符，也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弹性支持。
不过，Jay并未因此“翻身”，反而被进一步边缘化。NIH前院长Francis Collins在邮件中称他为“边缘流行病学家（a fringe epidemiologist）”，这一标签被《纽约时报》等媒体引用，迅速成为学术主流的打压工具。Twitter将他列入“黑名单”，Facebook屏蔽其视频，会议发言被取消。
“我不是政客，但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他后来回忆道。
正当所有人以为他将沉没于争议，他却开始构建更根本的制度批判：“如果权威机构都不愿第一时间测量抗体传播率，那问题不在政策，而在体制。”
正如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范式的崩塌，不是因为理论被驳倒，而是旧体系无法回答时代问题。”
Jay，不是被误解的天才，而是一位相信体制值得更好的局外人。他没有因此走上某种“科学殉道者”的路径，也没有另起炉灶，而是用平静、甚至笨拙的方式坚守一个理念：科学不是共识游戏，而是证据的持续验证。
当科学无法重复验证：制度性失败的裂缝
如果你问一个美国高中生“科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他多半会说：“可以被重复验证。”这是小学起就被灌输的常识：真理要经得起时间、方法与他人的检验。
但Jay Bhattacharya在国会听证会上揭露：现实中，大多数发表的科研成果，并不能被重复。他引用的是斯坦福同事、计量医学家John Ioannidis在2005年的经典论文《为什么大多数研究发现都是错的》。该文提出一个让整个科研界至今仍不敢直视的命题：由于出版偏差、统计误用、激励机制错配，以及重复验证的稀缺，绝大多数被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研究，都是“统计噪音的幻影”。
2012年，《科学》杂志尝试复现实验中，53篇顶刊论文中仅5篇可被完整重复。Jay说：“这不是科学的问题，这是我们对什么叫‘科学成果’的定义出了错。”
Jay认为，问题并不在研究者，而在体制激励错配。所谓“同行评审“更是只看逻辑而不看原始数据，“重复验证”被视为没价值的浪费时间，真正的好科学反而难以生存。
“同行评审只是圈子互相盖戳，不是科学本身。”Jay说，“现在的科学圈，如果有人来重复你的研究，你第一反应是：他要搞我。”
记者问如何改变？他笑说：“你想想棒球，如果我们只记录‘偷垒成功次数’，大家就会盲目冲垒。只有同时记录失败，才知道谁真的该冲。”
这种对科学文化深层失衡的揭露，源自他经济学的训练。相比大多数医学专家把“假新闻”“误导”视为舆论战，他更关心的是结构性失败。
Jay在2025年4月的NIH研究诚信大会上说，“我们不能继续奖励那些只在一个鼠标身上成立的假象。”
为改变这一生态，他提出一套系统性改革方案：
①建立“验证奖励机制”：对主动分享原始数据、开放方法、欢迎他人重复的科学家给予加分与奖励；
②设立独立验证基金：NIH出资设立专门资金，鼓励其他研究团队复查高影响研究的核心结论；
③创建“验证型期刊”：建立一个开放获取、数据透明、专门刊登重复研究与失败结果的平台，让“无惊喜结果”也能发表；
④整合AI工具追踪验证状态：开发一种AI搜索引擎，帮助公众与研究者查看每项研究结论是否被重复验证，验证频率有多少，数据公开程度有多高。
事实上，制药企业早已在悄悄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根本不信那些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许多药企在投资前会私下重做一次关键实验，才决定是否注资一项潜在疗法。
因此，Jay的这些举措不仅是制度修补，更是一场价值革命。它挑战当下科研界的“荣耀叙事”：我们是否只奖励“新颖”，而忽略了“可靠”？我们是否太信“引用量”，却忘了“验证量”才是科学的地基？
Jay说：“科学不是输赢，而是过程。如果一项结果无法被验证，那它就不是科学——它只是个故事。”
三道“制度伤口”：钱、人、议题
Jay Bhattacharya第一次走进NIH总部那栋白砖行政楼时，身后没有摄影记者，也没有幕僚随行。有人形容他更像误入迷宫的学术流浪汉。
但他很清楚，眼前不是学术争论，而是三道正在出血的制度伤口。
01
“钱的问题”：拨款逻辑错位
NIH每年掌握 480 亿美元科研经费，占全球生物医学预算的半壁江山。但Jay直言：钱并没投向最有突破性的想法，而是流向最会写申请的人。
他还揭露年轻科学家的“奴工链条”：青年学者难以获得R01拨款，博士后群体长期处于“无收入、无独立方向”的生存状态，只能在“导师帝国”下蹭生存。60%以上拨款集中在前10%实验室，小型、高风险、高潜力项目被系统性边缘化。
Jay称之为“科研的中世纪行会制度”：没有资源，进不了圈子；进不了圈子，永远没资源。
因此，Jay建议改革拨款逻辑，从“历史表现分”转向“盲审创新潜力评分”——去掉申请人姓名、过往发表记录，仅凭项目本身进行打分。这一提议触动了无数既得利益群体的神经。有科学家在X平台公开写推文抗议：“如果我不能靠我发表过的Nature来拿到拨款，我凭什么要继续辛苦投稿？”Jay则回应：“如果你不能靠点子本身说服审稿人，那你的Nature其实只是装饰。”
在他看来，NIH的金钱早已不再资助科学，而是在资助一个学术圈子的“自我复制”。
02
“人的问题”：逆淘汰的科研生态
“为什么最优秀的年轻人不愿进入公共卫生？”Jay在闭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四周沉默。
他指出，年轻人更愿去Google做AI医疗，不是因为不爱科研，而是厌倦了学术圈的意识形态、拨款游戏和安全打法。
NIH评估体系过度依赖发表数量和影响因子，激励的是“迎合热点”，而非提出新问题。这种逆向淘汰机制，让最能挑战共识的人反而最容易被排斥。
他的改革主张包括：
①设立“拨款避风港”：鼓励年轻科学家前三年无绩效压力自由探索；
②成立“异议组”：资助挑战主流的研究路线；
③模拟硅谷风投逻辑：给予年轻研究者“种子轮”项目，允许失败，用“组合投资法”（portfolio evaluation）而非单篇论文评价科研能力。
多家名校对此强烈反弹，联名抗议其“扰乱资助秩序”。Jay回应：“他们当年也反对互联网。”
03
“议题的问题”：科研如何被政治重塑
在他就任之前，Jay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忘了慢性病》。他指出，美国有超过1.29亿人患慢病，拖垮了4.1万亿美元的医疗支出，却被拨款优先级长期忽视。
他上任后推动慢病优先机制，把糖尿病、肥胖、抑郁等列入一类病种。但这引发内部质疑：为何削减了DEI（多元、公平、包容）类项目？
Jay回应得直接：“我不是反对多样性，而是反对把它变成拨款唯一标准。公平不该以牺牲所有人的健康为代价。”
他提议：
①拨款一分为二，一半投向基本研究，一半直接解决全民负担型疾病；
②审稿时标注评审人政治背景，防止群体偏见；
③推出“结果不可预测基金”，鼓励那些不迎合意识形态的真实研究；
④将DEI指标从科研评分系统中剥离。
他说：“政治正义可以是公共政策目标，但它不能替代科学的好奇心。”
这一系列提案，尤其是对DEI的反思，引发了极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他在破坏“科学的进步性”。而他回应得更直接：
“真正的多样性，是允许不同观点并存，而不是只允许一种政治正确。”
围剿与反击：改革的雷区
Jay Bhattacharya的改革，很快越过技术与制度，直指科学界最敏感的深层神经——信念、利益与控制权。
01
“功能增强研究”暂停：科学自由还是公共安全？
他宣布暂停所有“功能增强”（Gain-of-Function）病毒实验，并要求研究团队公开风险评估，引发学界强烈反弹。《科学》杂志刊文批评其“审查制度化”。
Jay的回应则更像一场公开控诉：“不是扼杀自由，而是防止下一次灾难。”他并未下达一刀切禁令，而是推动建立“功能增强伦理委员会”，引入多方监督，希望为这类实验设立更透明的公共框架。
“真正的科学自由不能脱离公共信任。”
02
外国分包禁令：协作与安全的拉锯
NIH规定所有新拨款项目须申报是否涉及“外国机构分包”，涉敏感内容须申请国家安全豁免。该政策立即中断数百项国际合作，包括与中印俄以等国。
批评者称这是“财政民族主义”。Jay则引用布林肯的话回应：“国家安全不是情绪，而是责任。”他主张敏感技术优先回流本土，尤其基因驱动器、病毒路径建模等。“协作不应成为渗透的借口。”
03
三项“冷门改革”：撼动学术利益网络
Jay推动三项看似“冷门”却牵动整个科研链条的政策：
①强制Open Access：NIH资助论文不得设付费墙，冲击期刊巨头利益，被形容为“敲响付费期刊的丧钟”；
②动物实验替代基金：鼓励类器官、AI模拟等手段，逐步压缩灵长类实验；
③将间接成本上限从原先“大学自行协商”改为设定全国统一上限（30%）；
他指出：研究资金应服务科学本身，而非补贴空调、水电、装修与门卫。
美国有四五千所大学，NIH的研究经费却集中在几十所高校身上。科研人员拿到的每笔科研经费中，大学要抽50%甚至60%的“行政管理开销”。而盖茨基金仅允许10%。改革引发学界反弹，被指“干预学术自治”，Jay冷静回应：“如果制度无法容纳改革，那是制度病了。”
04
面对《Bethesda Declaration》:不是摧毁，而是拯救
2025年6月，一封名为《Bethesda Declaration》的公开信引爆NIH内部争议。92位现任员工署名，250多匿名支持，抗议Jay上任后的拨款改革、裁员、国际合作限制、后勤经费压缩等。
此信迅速获得外部联署支持，包括诺奖得主、学术机构和国会议员。《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及多个科研组织纷纷介入讨论。
信中指控：NIH正在滑向“政治干预科研”的边缘，呼吁撤销行政干预、恢复拨款自主、捍卫学术自由。
Jay并未回避。他公开回应：“《Bethesda Declaration》对改革方向存在误解，但建设性异议值得倾听。”
他重申，改革目标不是摧毁NIH，而是修复它的公共使命。
这场事件不仅暴露NIH内部的深层断裂，也揭示了美国科研治理在新时代所面临的价值冲突与政治考验：是向公众负责，还是继续自我循环？
结语：改变叙事，重启科研
Jay Bhattacharya从未是社交媒体的宠儿。他没有爆款账号，也不会制造算法流量。他沉默寡言，却敢于撬动沉疴；他不追热度，却精准击中制度要害。
他的 X 账号由斯坦福学生代管，发帖频率远不如他的敌人对他的引用频率高。他不靠“讲人设”博眼球，却始终铭记一件事：医学若不能服务于现实中的挣扎个体，就不过是精英互利的自我循环。他懂那个为胰岛素价格焦虑的堪萨斯母亲，也懂疫情封锁中沉默的黑人男孩——这些人，是他科学信仰的锚点。
在国会山，他回应对“非主流研究”的质疑时说：“异议不是问题，它是科学的氧气......”这句17秒的发言，悄然传遍了全美研究者的内部群组。有人开始重新质疑统计模型的前提，有人重拾对临床数据的原始尊重。Jay带来的，不是一场动员，而是一种复苏。
这场改革是否成功，尚无定论。它可能半途夭折，或被下一任推翻。但它已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记——在一代年轻科研者的心中，留下对制度的重新想象。
在这个高呼“追随科学”的时代，Jay Bhattacharya提醒我们：
“科学从不需要被追随，它需要被审问。”
这句低声提醒，或许才是他在NIH任内最值得被转发的“推文”。
盘点邪恶川普二进宫半年来的Losers
- 西方主流媒体
- 左胶，黑命贵，高调骄傲的LGBTQ -- 而其他低调谦虚的LGBTQ是OK的
- 某些美帝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的雇员 －－这些雇员未必左胶，打份工而已，不好彩而已。
- 联邦资助的NGO
- 某些左胶把持的大学
- 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一大帮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顶尖专家
- 好莱坞 －－其实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就基本上是自作孽不可活的Loser了。
- 拉丁美洲的毒枭
- 中东及周边地区的伊斯兰恐怖武装组织，特别是伊朗及其小弟哈马斯
- 欧美地区的非法移民
有一些相对的赢家
勤奋工作者
遵纪守法者
不要对我说某某勤奋工作者仍丢工作或入不敷支，或某某遵纪守法者被邪恶川普领导的联邦机构特别是ICE 不公恶待。各人际遇不同，政府机构犯错乃至犯罪不罕见，要着眼的是，这些恶事发生后，各人可以用现有机制应对。
工业。若他们真有竞争力。
农业
相对而言，有一些永远的赢家：
- 军工联合体
- 华尔街 ／ 金权
- 高科技特别是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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