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凤阳的大饥荒记实
转发《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的按语：
1960年代的大饥荒已经过去了65年，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青年人，对大饥荒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年人也几乎把它遗忘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造饥荒，确实不该被遗忘。惨痛的教训如果不很好地吸取，历史的悲剧就可能会重演。如今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农民被强迫并村，世代居住的村庄被铲为平地，这就是大跃进时期干部们胡作非为的重演。
毛泽东是制造全国大饥荒的罪魁祸首，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所有重大的荒谬决策都是他的发明（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大食堂、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反盲流等等）。但是在全国各地，受害程度（主要指饿死的人数）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各地的主官思想左的程度。各个省、县、公社，哪里的主要领导干部思想越左，执行错误政策越卖力，对农民越凶狠，那里的农民就被饿死得越多。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就是这样一个大恶魔，所以安徽饿死人的比例是全国最高。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小溪河公社（区）书记缪坚（副县长兼）、李清义（县委委员）等人，就是中小恶魔，在他们管控之下的农民苦难深重，大量被饿死。小溪河公社饿死人的比例全县最高，占26.9％，超过总人口的1/4（见陈振亚的报告）。
在1960年年底前后，曾希圣发现全省许多地方的农民被大量饿死之后十分惊恐，自知罪孽深重。他一方面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让上面知道安徽大量饿死人的实情，一方面整治各县以及县以下的干部，把责任全部推给下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也是省农业厅厅长）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到凤阳，担任凤阳工作组组长，负责调查和惩处凤阳县各级干部的犯罪行为。所以他在1961年2月1日所写的报告具有极大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因为所使用的都是刚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列举的各个公社的饿死人数精确到个位数，这不是象某些学者那样推算出来的，而是他要求各个公社和生产队报上来的（当时陈振亚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当时饿死人的事刚刚发生，各个生产队上报的数字基本上一个都不会差。所以说陈振亚的这个报告是很难得的研究大饥荒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杨继绳等学者都引用过。
在山东省大量饿死人的情况被中央知道以后，省委书记舒同被撤职，中央任命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直到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期，蚌埠市副市长马骞给中央写信反映安徽的真实情况，刘少奇到安徽组坐镇，让大家说实话，才揭开安徽的盖子，原来安徽的问题比山东严重得多，曾希圣也因此狼狈下台。
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摘录)
1961.2.1 陈振亚(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凤阳工作组组长)
县委书记赵玉书到府城公社长塘生产队，拣一块长势好的黄豆单收单打，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全县亩产，推算总产，再往下套定征购任务，谁要不依，就是“右倾”。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召开会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谓“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
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 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同志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
去年春天，人口大量外流、疾病、死亡的情况，(县委)不向上汇报，发病最严重时期，全县有病员10万多人，只向地委报1千多人，下面缺粮断炊，饿死人，他们还向上汇报“吃得饱，吃得好”、“一干两稀”、“两干一稀”。
随着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劳动力也大大减少。1958年全县劳动力158,272人，现在只有106,025人，减少52,247人(包括死亡、外流、上调等)，占36％。
土地大量荒芜。据统计，1959年荒田310,696亩，占耕地1,446,991亩的21.47％。1960年荒田537,976亩，占38.1％。最严重的是武店公社，去年(1960)荒田25,247亩，占总田亩的48％。刘府公社万塘小组原有600亩耕地，去年荒掉300余亩。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荒地连片，甚至有的地方6,000亩不立苗。山河、新华等大队也都出现几里路不种庄稼的荒凉景象。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这是普遍现象。
产量下降惊人。凤阳去年(1960年)是个风调雨顺基本不旱不涝的好天气。但是，因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员劳动情绪低落，各种农作物却下降到惊人的程度。去年全县粮食产量为99,041,100斤，比1957年的271,610,000斤下降63.5％。生猪去年饲养量81,666头，比1957年饲养量145,839头，下降到43.4％。家禽家畜的生产也都下降到惊人的地步。
耕畜大量减少。1958年实有耕畜37,619头，两年来减少13,763头，占36.6％。剩下来的28,178头中，尚有一部分由于管理不善，缺草少料，身体瘦弱。还有一部分耕牛，呵了鼻子不能使用。刘府公社原有耕畜6,063头，死去2,818头，占46.5％。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两楼生产队原有牛驴49头，死掉35头，占71.5％。有的地方扒房取草喂牛，有些地方牛无人管理，到处散放，家牛变成了野牛。山河大队三管庙小队原有12条耕牛，一夜被偷走11条。仲庄子耕畜45条，全部死亡或失踪。
农具大量破坏。1958年全县原有犁、耙、车等共32 882件，两年来共减少14,071件，占34.5％，约价值70万元。武店公社原有5,004件，减少2,717件，刘府公社原有5,947件，减少3,024件，总铺公社原有2,611件，减少1,364件，都在50％以上。刘府公社万塘大队小朱家原有犁耙18件，现仅有3件。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相当普遍。由于农具大量减少和破烂，到了大忙时期，在一部分地区就成了你偷我，我偷你，乱拉、乱拖、乱偷现象。
房屋大量破损倒塌。房屋由于年久失修，破烂倒塌，残垣断壁，少门无窗，到处可见。1958年底共有房子224,143间，两年来共扒掉、倒塌39,555间(其中倒塌25,266间，扒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小溪河公社原有房子33,088间，现有23,023间，减少13,380间，占31.4％。总铺公社原有房子15,781间，现有12 441间，减少21.8％。刘府公社小屿庄原有房子118间，现有34间，减少71％。在现有的房子中，一大部分破漏不堪，断梁缺柱，倾斜露天。群众反映说:我们住的房子有三怕:一怕夏天太阳晒，二怕下雨挨淋，三怕被风刮倒。刮风下雨搬家到处都有，倒房子砸死人的现象也有所发生。
去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同志，回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人口大量死亡，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书记)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连去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潘康同志在部队遭受斗争。当部队第一次派人来凤阳了解情况时，小溪河公社党委还以欺骗手段，供给假材料，继续掩盖真象，使潘康又遭受第二次斗争。在潘再次要求领导到凤阳调查时，虽弄清了真相，但县里还多方寻找死人原因。
去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同志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读者注：正是这个马骞，在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期给中央写信，揭发省委书记曾希圣捂安徽的盖子，引起刘少奇的注意并到安徽组坐镇，才揭开安徽省大量饿死人的盖子，从而导致曾希圣下台。）
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克扣民工口粮12万馀斤。县委书记张道厚还提出了“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思俭，对民工一贯态度蛮横，出口骂人。他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同时还规定一些“杀人”制度，如：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否则不给饭吃。撵病号回家，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结果被折磨死掉。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掉民工2,474人，占民工总数14,293人的17.3％。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众叫杜思俭“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
漠视群众疾苦，生活特殊化。对前冬去春发生的严重问题，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人民的疾苦。县委书记赵玉书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坏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龙华，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生活特殊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层层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不了了之。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公社副书记石玉平，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
违法乱纪，坏人当道，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违法手段多种，有捆绑吊打，扣粮扣饭，罚款罚物，翻箱倒柜，搜粮查粮，私设公堂、牢狱，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残害人命等。据揭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违法乱纪的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 026人(包括扣饭的15,001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人，残伤383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有聚在总铺公社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世富，亲手打人17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清义、板桥公社的季文祥、总铺公社的宋兆银等县委委员，都目无党纪国法，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去年全县逮捕和拘留2,078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300多人。在逮捕和拘留的人犯中，就有1,076人是小偷小摸。由于人犯过多，牢房拥挤，关死的就有382人。
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荣付，去年麦收时，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磕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凡珍，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的搞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12斤粮票和12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云龙逮到小偷李以俊，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烙烂流血。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付田，去年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殿宏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支书黄开俊，指使亲信馀往和胡作非为，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克昌利用妇女小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玉昌，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鸟枪捣妇女的阴部。所有这些残害人命，惨无人道的做法，无不令人发指。
县委书记赵玉书和武店公社党委书记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身，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说：少一味粮食！结果，赵、董二人决定将王交大会批斗后，当场逮捕。
……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准戴白布，叫人披红！
资料来源：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见《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2025.10.27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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